晏榕,当代汉语诗歌的重要代表,诗歌理论家、翻译家,文学博士,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国际诗歌交流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晏榕自1983年开始严肃的独立写作,作品数千首,其中长诗30余首,代表作有《欢宴:晏榕诗选1986-2007》(2007)《俪歌与沉思》(1999)《抽屉诗稿》(2010)《东风破》(2018)等选集,并有《诗的复活:诗意现实的现代构成与新诗学》(2013)《后诗学》(2022)等理论专著及译著多部出版。

晏榕被认为是“很少见的对写作真正恭谨、深入,且有自觉意识者”(陈超,1996)和“为中国当代诗歌赢得了尊严的诗人”(刘翔,2007),其写作被称为“高原式的写作”(许道军,2016)。同时他倡导构建21世纪的新诗学,提出了“呈现诗学”、“过程诗学”、“散漫诗学”、“新未来主义”、“元写作”等一系列原创性理论。其诗作与诗论的互证互构被读者认为“开拓了现代诗歌的新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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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的十问十答》
——关于新诗写作的十个核心问题


 

提问者:陈联松(《海外精粹》副主编)                                                           受访人:晏  榕(中国诗人,诗歌理论家)


 

1.

 

问:在你看来,什么使一首文字成为“诗”,而不是其他文学形式?

 

答:让一首诗区别于其它文学形式的因素就是诗自身,亦即诗性和它的有效载体。从诗文本的角度,诗性与其有效载体又是紧密融合的“一个”事物,是同时产生的合成物。所以,诗性一直在寻求它的具体化路径,而语言也从未独立。每一首诗就像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是不可分割的灵与肉的合成物。由此看来,上面的问题不如转换到它的逻辑前提上——让我们后退至一个更现实的视域和更为根性的问题——什么是诗性,它与这个物象世界,或者与它的显示路径的关系又是如何的?

我认为,诗性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它不但是至高的精神性构成,也是鲜活的具体性存在,它是目的也是过程,它是观也是在,它是通适的也是唯一的,它是大地也是一棵树的生长。而联结所有这一切的,却是这句话中最重要的一个词——“也”,它保证了不可替代的真挚和饱满,也彰明了语言、节奏和感知、经验的一致性,它催化了瞬间的合成反应和绵延的生命意志,也连接了无尽痛苦之价值和终极快乐之意义。我非常欣赏庞德对现代意象的定义,他说意象就是情感与智性的瞬间凝合体,和上面的道理一样,这句话中最重要的词既不是“情感”也不是“智性”,甚至不是技术化要求极高的“凝合”,而是“瞬间”。它承载和完成了所有的一切,而这才是世界的秘密,也是诗的秘密。

 

2.

 

问:诗是经验的产物,还是语言的产物?二者发生冲突时,你更信任哪一方?

 

答:诗歌既非经验之产物,亦非语言之产物。经验和语言只是它的部分载体,虽然二者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能动性,但这不是首位的。正如我上面所言,诗性在根本上是先验的,但它需要我们的发现、开掘和介入,在这一过程中又汇入了具体性和鲜活性。诗意的存在,或者诗意经由诗歌创作的那部分存在,本质上乃是世界精神性的自我激活和自我持续之需要。只是,经验和语言的作用不能被抹杀,这和不能过于拔高它们的作用一样。所以,经验和语言层面的冲突首先不是最根本的冲突,其次我并不过于信任哪一方,为此还写有反思“叙事的无能”和反对“语言中心主义”的专论。就我个人而言,更大的困境其实在二者之外,正如世界的诞生或者我们与自己的内心,那种真诚直面的天问与自问,取法乎上仅得乎其中,在全部的智力和勇气之余尚且尴尬无力,又如何肯偏信于蔓莠之一端?

 

3.

 

问:你写诗时,是否预设“意义”?如果没有,意义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出现的?

 

答:世界无所谓有意义,也无所谓无意义,所有的意义可能很虚无,但虚无本身亦可以是意义。这正是我常常所讲的“上帝之痛”。我们写诗也好,活着也罢,都是在参与探讨这个问题。以本人的经验,意义和无意义会在有效的写作中产生。我所希望的写作就是能将自己拉入并保持这个有效的状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涉及不到意义或无意义,仅仅是活着,或仅仅是写作。当然,从专业的角度,特有形式包括意象、声音、句法、修辞等,会生成特有的诗意内涵与审美效果,但这与特定的诗性寻找它的传达路径和载体的过程是一致的。它们是一个管子里的水,以写作行为来说,最大的意义即是流动本身。

 

4.

 

问:在你的写作中,“自我”处在什么位置?它是出发点、工具,还是需要被消解的对象?

 

答:“自我”的病态、扭曲、异化、破碎乃至沦丧是诗歌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百年前的经典现代主义正是主体性危机的直接反映。但现代诗发展到今天,原有的主-客体二元诗学架构早就难以为继,在碎片化的世界如何拼贴出我们模糊而真实的超现实脸孔,也成了部分后现代主义分野的动力。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基于对一种新型主-客体关系的重构意图以及对21世纪新诗学的构筑愿景,我也不断提出了包括呈现主义、沉默美学、散漫艺术、过程诗学、异质现实、超智写作等等一系列概念和主张,希望能在一种多元开放、交互渗透的架构下重置“自我”的位置和重塑“自我”的内涵。

因此,在我的诗歌中,“自我”不仅可以是自谑或自否的,而且往往是淡入淡出或重叠或快剪或迁移或复制或缺席的,它早已完成了被消解,反倒是不断坚持一种不可能中的可能,比如它可能会以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状态存在,但无论如何不会再退回到那个完满自信至于自欺欺人的主体性幻象世界里。对,坚持一半的存在,坚持三分之一的存在,坚持不存在的存在,在无头苍蝇的荒诞现实中创造出新的飞行艺术,这就是“自我”在今天的意义。

 

5.

 

问:你如何理解诗中的“形式”?它是表达的容器,还是思想本身的一部分?

 

答:我并不喜欢将诗歌以内容和形式来分解。在现代诗中,形式固然不再简单为内容所决定,且其必要的革新反可以生成新的内容和效果,但实际上,这是由于拓展和深化了的现代诗性的要求。不是现代性内容去匹配语言形式,而是作为现代诗歌的整体性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现代诗歌的必然构成;不是有先有后的谁决定谁,谁服务谁,或者谁独立谁不独立,谁是谁的一部分的问题,而是不可分割,就像现代意象一样,无奈极致的“上帝之痛”与瞬间凝合的“热核反应”。因此,在我这里,所有的所谓形式,包括20世纪语言学转向视界的所有要素,均属于诗的范畴,首先会被视为诗的成份,然后如何与诗的其它成份发生“聚变”,更准确地说,就是实现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性的发生。

 

6.

 

问:你是否认为诗必须“美”?如果是,美指的是什么;如果不是,诗可以是美的反面—“丑”?还能凭什么成立?

 

答:我们要对你所说的这个“美”做出更细的划分。它是与“丑”相对的“美”,还是进入审美范畴的所有对象,还是审美或体验行为及过程本身,这些都可以是“美”。传统美学解决了第一种“美”的问题,现代美学解决了第二种“美”的问题,今天的新美学新诗学正在讨论和解决第三种“美”的问题。然而,正因为我们对“美”是开放的,“美”的底线反倒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无论在上述哪一种“美”的层面,都存在“美”的底线,它与诗性息息相关,它要求真诚、精确、有效,它要求可触可感并具有对诗歌的生发性、构成性和延展性。如果人们认为“美”可以无所不包而无所忌惮,那就往往会形成对“美”的误解、扭曲、对抗和戕害。

 

7.

 

问:在你看来,诗与哲学、思想或观念的关系是什么?诗是否需要“思想深度”?

 

答:诗歌当然需要思想,也需要深度。最好的诗或者最高级的诗就是思想的诗。但这里的思想不是指先在于诗的思想,更不是指让思想去指导和左右诗写,而是指在诗写中灌注和完成思想。我还想指出,最好的最复杂最精微的思想并非那种限定于逻辑规则之下而归纳表述出来的语言内容,而是在诗写过程中共时生成的思想,它不可描述,但真切存在于诗歌中,甚至只能存在诗歌中或诗写中。一首具体的好诗,可以是一首向这种思想挺进的诗,可以是一首触摸的诗,也可是一首诞生的诗或者完成的诗,总之,可以成为一首超越了一般感受力和抒发诉求的思想的诗。

 

8.

 

问:你如何处理传统(古典诗歌、现代汉诗、西方诗歌)对你写作的影响?是继承、改写,还是摆脱?

 

答:由于传统美学观念与现代审美意识的巨大差异,或者说由于工业革命以降人类社会对现代主义诞生之逻辑基础的持续佐证,现代诗人不会也不可能成为简单化或全盘化继承传统的合适角色。相反,以现代的坐标和视角,传统需要被重新梳理和辨识,文学史、诗歌史、理论批评史,都需要重新书写。要区分哪些是维护的传统哪些是革新的传统,放在今天哪些是有效的传统哪些是无效的传统,哪些是限囿于特定时代和文化场域的传统,哪些是和当下、和未来共存于同一个诗意时空甚至同一个审美向度的传统。

我还创造了一个术语,叫“反构”,基于反思的重构或反向构筑或逆反式互构,并用这个策略完成了300首组诗《东风破》,其意即在对臻于成熟的传统诗美及其抒发方式加以现代化、当下化、在地化转型。另一组更大规模的《汉字》(3000首)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它的情形更复杂些,因为关涉到更远古的文化基因、更切近的日常场域和更具某种新未来主义意味的价值指向。在我这里,传统本身的问题不具有太大威胁,所以有时反而被招募用来开辟新的道路——以突破和延续向起点致敬。

 

9.

 

问:你认为诗的“完成”发生在何处:写作完成时,还是被阅读时?读者在你的诗中占据什么位置?

 

答:这要看你所说的“完成”针对的是哪个文本?是作者的原始文本还是读者、译者、评者、误读者、误译者、酷评者们的第二文本、第三文本乃至无限文本?而作为作者,我只对第一文本负责,恰如我的诗歌语言只对它的第一义负责,即使这“第一义”可以无限丰富。就第一文本而言,诗的“完成”其实也有多种可能样式,比如它可以是一种“未完成”的完成。我在去年刚好写了一首《不完整的诗》,其中即在探讨未完成的完成和完成的未完成,无论是诗意、写作本身还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我当然期望读者能够一起会心而笑,携手并肩,但也深知更多时候会期望变成奢望,倾心而谈化为一厢情愿。因此,在诗中他们的位置实在模糊,不敢奢求。好在“我”的主体会泛化零落到所有角落,假想中的他们便又无处不在,以明灭闪现、转瞬即逝的脸孔和我重叠而驻足于那个黑色枝条上,并随时等待落入湿湿的地面。

 

10.

 

问:在当下这个时代,你认为诗仍然“必要”吗?如果必要,它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答:诗在任何时代都必要,而且很显然,在当下尤其必要。这和人来到或被发配到这个世界的动机密切相关,和我们的宿命、生命意义密切相关,也和当下的尴尬生态、和我们心灵的脆弱怦响、和被艰辛时日逐渐拉长的疲乏身影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不是诗之于我们的“必要”,而是我们之于诗的“命定”。我时常讲,诗不一定写在纸上,就是这个道理,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可以是诗的,每个个体、每个人的一生,也都是一首诗。现代社会,由于触及到了生存绝境的命题,就更加“诗”化,而且现代“诗”化和“现代诗”化,因为这首诗越发难写、无效,每个人(诗人)更加无奈、无助。但是倘若能坚持完成,哪怕是不可能的完成,或者未完成的完成,都必将盛载了我们最为真切的生命痕迹,它或许微小虚无,但因为诚挚而美丽,因为顽强而宝贵,所以就连挣扎也会是动人的。

 

20263月于杭州料峭春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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