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文、诗，三个词勾勒出三重对称：传统与现代；中文与外文；诗人与诗。我说“对称”，而非“对立”，因为对称地双方，不仅互相以对方为自我意识的前提，而且因对方而丰富。三重对称，同时就是中文当代诗的三大思想主题：古典中国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型”；外文影响与中文自觉的互动；来自现实的“为什么写”与诗歌创作的“怎么写”。三十年的当代中文诗，可以被读成这三重血脉丰沛流转的一本“大书”。

      现实困境、古典压力、外来影响，令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成为一个古今中外的交汇点。这里，噩梦和灵感互相催生，困境和能量强力互动，而令这个交汇点逐步深化的原动力，一言以蔽之，是——当代中文诗的自我挑战。

　　我至今记得，一九七九年早春，一个飘着冷雨的夜晚，我和顾城走进一条北京小胡同，借着昏黄的路灯，查找一个门牌号：东四十四条７６号——一座残破的门楼，嵌在灰色砖墙里，杂乱漆黑的院子，通向迎面赫然站着一架油印机的屋子。这普普通通的地方，对我们的眼睛，却闪耀出一种奇异的光辉。这里是地下文学杂志《今天》的编辑部。而这个杂志，聚集了写作当代中文诗最早的一批诗人。那时的我，虽然已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再教育”、已有了好几年胡乱涂抹的“诗龄”，但我诗歌写作的“史前期”，还远没结束。深深的疑问仍然是：什么是“我自己的诗”？或者说：真正值得一写的诗？文革的惨痛记忆犹新，但“惨痛”并不注定产生深刻的思想，更不一定意味着有意义的写作。什么是当代中文诗安身立命的理由？虽然一年以后，《今天》被封；十四年后，顾城在新西兰时自杀惨死，但当年那个困惑从未离开我。我的写作、我们的写作，整个是一场寻找。就像我一篇文章的题目《诗，自我怀疑的形式》，我们寻找的与其说是答案，不如说是给自己提出更深刻问题的能力。当代中文诗人，不得不是一个专业“提问者”。这条精神血缘，可以上溯到两千三百年前中文诗歌史上第一个名字，屈原的长诗《天问》，从宇宙初创问到神话、历史、政治现实，直至他自身，二百个问题层层深入，却无一回答。他知道，提问的能量远比回答强大。

        当代中国和中文夹在两个“他者”之间。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产生巨大冲击的外来文化，当然是一个“他者”，这不难理解。但那个隐在我们背后、绵延三千余年的古典中文诗歌传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他者”？当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有一条直线，可以直接连接古典和当代，我们是否恰恰掉进了一条看不见的裂缝？在今天，谁还敢把自己称为“古典的中国人”？所谓当代中文诗，就像一道美丽却找不到根基的虹桥，凌空架在两座峭壁之间的深涧上。说得好听，是创造，是超越。难听的话，就是断裂、是浅薄。“影响的焦虑”，甚至是我们渴望却得不到的。用一个比美国英语还年轻的语言写作，却又幻想着要经受得起古老中文诗歌传统的美学审视，这个不可能也太触目惊心了！

        不过，触目惊心并非坏事。从不可能开始，才算一个奇迹。有意思的事发生了。恰在文革后的当代中国这块废墟、当代中文这片荒地上，三十余年的诗歌写作，开创了中文诗歌有史以来思想最活跃、创作最热烈的时代。我在这儿使用的“最”，并不过分。和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比，盛唐的李白、杜甫尽管辉煌，但他们使用的精美形式，是之前近千年多少代诗人摸索积累的成果，因此他们能在同一个足球场上分享共同的裁判标准。而在我们这儿，每首诗都是一场新足球，没有共同的规则，就为自己建立规则，并把每一场踢好踢漂亮。

我们从七八年北京“民主墙”上当代中文诗正式问世，历经八十年代初“朦胧诗”之争、八十年代中“寻根”或曰历史与文化反思、八九年后的群体性国际漂泊写作，九十年代以来经济起飞和全球化喧嚣，短短一代人时间内，最初的开创者们还在写作，好几重“后代”诗人已蜂拥而起。一个三部曲：甩掉意识形态宣传式的“非诗”；重建诗人和语言的个性；充分展开诗人诗作之间的辩驳和竞争，已经完成并达成了共识。无论曾经面对的处境多难，一个叫做“当代中文诗”的活传统毕竟在形成。它没有现成的根基，却给二十世纪的体、用之争找到了一个简单明确的答复：独立思考为体，古今中外为用。立足于个人的创造活力，筛选、综合一切思想资源。一个完整的进化过程，由此呈现。每首当代中文诗，都是一个思想——艺术项目，它把世界“吸附”到自己身上，一点点转化积累成“一个人的传统”。先人可以微笑了，他们因为当代中文诗丰沛的个人能量，不停被激活、被重写，由此那个绵延数千年的中文诗歌终于配被称为“传统”，而非只是一个冗长的“过去”。

       被冠以“朦胧诗”的这批诗人，或许自己都不曾意识到，我们从开始，就不约而同遵循了一个小小的诗论：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觉。从而，不仅在诗歌主题上、更在语言材料本身，完成了与政治宣传式的“非诗”的决裂。中国八十年代名噪一时的“朦胧诗”争论，就像那个含义为“看不懂”的命名一样，整个儿是一场误解。官方批判这些诗人“反传统”，而诗人们也为自己“反传统”的权力辩护。但，“不懂”或许仅仅囿于畸形听觉的惰性。比较一下充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等宣传口号的官方“诗”，“朦胧诗”里的太阳、月亮、土地、河流、生命、死亡、梦想那些意象，哪里是“反传统”？明明在返回“传统”——至少返回古典诗歌的纯净语汇。诗人们从小背诵着长大的李白、杜甫，和手抄下来的波德莱尔、洛尔迦、艾吕雅、聂鲁达，在被文革苦难“启蒙”的心灵中相遇。从写作肇始，已经接续上了古往今来激发诗歌的“噩梦的灵感”。对此，年轻诗人兼批评家肖驰当年就很清楚，他的文章，题为《朦胧诗——一个转折吗？》，结论当然是否定的。

       八十年代初的热门话题是“伤痕文学”，但，文革的伤口何曾痊愈过？鲜血继续滴淌时，谈论“伤痕”是否太奢侈了？一九八三年，一个叫做“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展开，与文革时半催眠的状态不同，这一次，中国人醒着目睹文革话语的噩梦扑面而来。作为污染源之一，我的长诗《诺日朗》遭到全国性批判，罪名从“宣扬色情”到“攻击现实黑暗血腥”，再到“否认历史进步”一一罗列。我至今记得，一个饱经政治摧残的老作家看着我时，那种投向一个死刑犯（一个死者）的眼神。但荒诞的是，我不得不暗自承认，那绝大部分“罪名”不仅成立、而且批判者们当之无愧应被评为最佳读者！正是《诺日朗》，后来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这里的“寻根”一词，恰与在美国黑人那儿的含义相反。我们的根不在别处。它就在脚下：从这片土地和历史深处，攥紧了每个人、每滴血液。

       八十年代中期，诗歌写作的思想能源发生了一次大转移：从依赖外在的、群体的“社会点滴瓶”，移回诗人和语言自身。若干没完成这次蜕变的诗人掉队了。没有办法。和中文诗相关的，只能是自觉，却不容任何盲目。

八十年代“文化反思”，在更深地追问自我：文革的苦难，让我们醒来才发现，有一个多么诡谲的巫术，悄悄把“时间的痛苦”兑换成了“没有时间的痛苦”。我们就像画在敦煌壁画上的“飞天”：“我不是鸟，当天空急速地向后崩溃／一片黑色的海，我不是鱼／身影陷入某一瞬间、某一点／我飞翔，还是静止／超越，还是临终挣扎／升，或者降（同样轻盈的姿势）／朝千年之下，千年之上？”（杨炼《飞天》）。我们梦想着“进步”，醒来却一再堕入历史最黑暗之处。我们呼唤着“革命”，结果却沦丧了最起码的人性和常识。中国人作为世界上最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者”，究竟对急于摒弃的古典文化思考过多少？这个用西方进化论词句遮掩的中式专制，其重重分裂，根本不配被称为“传统的”！历史的焦虑和疑问，正是每个人思想和语言的纵深。我们挑战自我的浅薄和扭曲，就在催生自觉的深度。

站在今天回顾八十年代，我们会充满一种温暖的乡愁。那一波波冲击，既严肃又灵动、既精神又性感。时间以月甚至天计算。诗，就像政治、经济、文化、性的“开放”，在不停打破禁区。超越了意识形态简单对抗的当代中文诗，已经呈现出了多元的诗歌美学追求。我们其实一直在自我挑战：从现实追问进历史，再穿透文化和语言，归结为每个人成为“主动的他者”的自觉。我为此杜撰出“中国思想词典”一词，去描述那种在深化中不停递进的反思能量。

       九卷本《杨炼创作总集1978——2015》，就是这个意义上的“一部”作品。这九卷作品，有一个完整结构：第一卷《海边的孩子》，收录几部我从未正式出版的（但却对成长极为必要的）早期作品。第二卷《 》（一个我的自造字，用作写作五年的长诗标题），副标题“中国手稿”，收录我1988年出国前的满意之作。第三卷《大海停止之处》，副标题“南太平洋手稿”，收录我几部1988——1993年在南太平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诗作，中国经验与漂泊经验渐渐汇合。第四至五卷《同心圆》、《叙事诗——空间七殇》，副标题“欧洲手稿（上、下）”，收录1994年之后我定居伦敦、柏林至今的诗作，姑且称为“成熟的”作品。第六卷散文集《月蚀的七个半夜》，汇集我纯文学创作（以有别于时下流行的拉杂“散文”）意义上的散文作品，有意识承继始于先秦的中文散文传统。第七卷思想、文论集《雁对我说》，精选我的思想、文学论文，应对作品之提问。第八卷中文对话、访谈选辑《一座向下修建的塔》，展示我和其他中文作家、艺术家思想切磋的成果。第九卷国际对话集和译诗集《仲夏灯之夜塔》，收入我历年来与国际作家的对话（《唯一的母语》），和我翻译的世界各国诗人之作（《 仲夏灯之夜塔》），展开当代中文诗的国际文本关系，探索全球化语境中当代杰作的判断标准。

      我说过：我曾离散于中国，却从未离散于中文。三十多年，作家身在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以自身为“根”，主动汲取一切资源，生成自己的创作。如果要为这九卷本“总集”确定一个主题，我愿意借用对自传体长诗《叙事诗》的描述：大历史缠结个人命运，个人内心构成历史的深度。这首小长诗中，诗作、散文、论文，三足鼎立，对话互补，自圆其说。一座建筑，兼具象牙塔和堡垒双重功能，既自足又开放，用每一首诗全力以赴，又不停“眺望自己出海”，深化这个人生和思想的艺术项目。1978——2015，三十七年，我看着自己，不仅写进、更渐渐活进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们那个“传统”——“诗意的他者”的传统，这里的“诗意”，一曰主动，二曰全方位，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海，谁有能力创造内心的他者之旅，谁就是诗人。

        时间是一种X光，回眸一瞥，才透视出一个历程的真价值（或无价值）。我的全部诗学，说来如是简单：必须把每首诗作为最后一首诗来写；必须在每个诗句中全力以赴；必须用每个字绝地反击。

        1993年，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写下我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我曾多次谈到，这组诗，是我对大海的一次“复仇”。从1988年离开中国，五年多的时间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纽约、伦敦，我临近着大海，感到它的诱惑，渴望去书写它，却一次次掷笔长叹：不行，我写不了，因为它不在我里面！这大海像一个魔法，让我感到无限近，那涛声、浪花、温度、咸味儿，清晰无比，又无限远，它拒绝让人随便触摸，在它面前，那堆形容词套话倍显单调。说白了，我没法像在中国触摸黄土地那样，触摸到它的深度。哪怕我把手伸进海水，也还觉得它在冷冰冰把我推开一步，那个和我皮肤间隔开的距离，不止是地理的，更是心理的。不，我想写的大海，不能停留于外在，仅仅是一个题材，而必须拍打进内部，和自我的困境、忧患、追问一同汹涌。它不是被“写成”的诗，它自己得活成一首诗，并引领诗人变得如同样深邃辽阔。

    1993年，对我们的环球漂泊至为关键，因为离开中国五年之后，还乡之梦近乎渺茫，陌生的地平线却看不到尽头，“怎么活”加“怎么写”，像个黑洞，把顾城拉进了一座鬼城。但同时，这五年又是人生最深刻的一课，离开中国大锅饭，每天的生存变得无比锋利，扛起它，等于就扛起“为什么要写诗”的问题？不给自己一个说法，写作无从继续。漂泊一词里，水声澎湃，那海、潮汐、波涛、风暴，四面八方起伏。漂泊之人，本身就是一只船，每天醒来注定得出海，面前那个无边无际的蓝色世界，既像无限，更像界限，一个无限的限定？不停把尽头，狠狠划定到脚下，这正是我们不得不一再出发之处。由此，我读出那启示：诗人天性中，原本无一村一城之“家”，诗人的锚或根，必须被带在自己身上，能扎进任何一片土地、一朵浪花，不停为自己找到——发明一个新的故乡。我得说，正是背井离乡，让我学知了“还乡”的知识：所有出海都是返回，都在驶向我们的精神原乡。无论海面多么风云变幻，深海下人的根本处境和命运恒常不变。诗，把握住这万变／不变之道，就能创造出内心大海的“停止之处”。

        组诗《大海停止之处》，以四章四个层次的递进，纵深归纳了我此前五年漂泊的心得。每一章的尾句，收拢于“……之处”，四处是一处，直至最后那句“这是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我还记得，躺在悉尼租来的小屋地铺上，被这个句子逼着，半夜辗转，突然跃起、开灯、抓笔落字的一刹那，有什么东西，忽然实在了、现形了。一个诗歌结构吗？抑或更是一个终于被发现的人生结构——不仅让我忽然透彻理解了自己的经历，更打通了古今中外的诗歌血脉。一瞬间，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策兰、曼德尔施塔姆们，都成了我的同代人。是的，诗提供了人生的原型。所谓“漂泊”，正是这个意象：诗人，站在每行诗句结尾处的断崖上，眺望自己乘船继续出海。如此，把一切外在旅程，变成内心之旅的一部分。诗人承担的残酷命运，并非被别人强加，却早已包含在我们的主动寻求之内。诗划出了人生沧桑的轨迹。这行诗，引我踏入诗人命运共同体的大厅，那广袤无边的苦涩和甜蜜，借大海之名，永久储存着。我从中汲取到了一点儿自信：我能继续写下去！

        《大海停止之处》，同时打开了我的精神视野。在中国，我的身体像一根探针，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按进大地（甚至我插队的村子，也被鬼使神差地叫做“黄土店”），让黄土怀抱的无数死者，直通我的血脉。我从反思文革那个“噩梦的灵感”起步，《与死亡对称》能命名我们的一切写作，那么，不是自然而然吗，我曾相信自己是个“中国的诗人”？但，只有当逾越了精卫想要愤怒填平的那条边界，回眸中，我才认出了自己的狭隘：我的思想局限性，简单化了中国经验的丰富，甚至贬低了它。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深刻的全球意义，它能在一切层次上，与全球化其他文化充分交流，并激发出对当今人类处境的全新理解。而“中国的”一词，不仅以地域性代替了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更容易沦为商标 ，跌入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口号陷阱。植根黄土的写作，可能对一地有效，但并不等于普遍有效。真的验证，需要出海——在风暴频频的全球波涛中，去甄别我们是有什么质量的水手？

       事实上，我的国际生存和写作的兴奋点，恰在于那一系列不期而然、又暗含必然的“碰撞”：和德国，发掘重重废墟下历史经验的对比；在英国（语），诗人互译时登上“大海的第三岸”①；在阿拉伯，和大诗人阿多尼斯坐在一起，切磋各自内部文化转型和外部被政治简单化的双重困境；在吉尔吉斯坦，聆听丝绸之路的古远足音，赋予这座欧亚大陆桥全新的含义；在日本、韩国，重新发现近邻之间更微妙的文化比较，敞开长期被忽略的交流可能……一句话，强调“海洋”，不是要放弃我的中国经验，而是要深化它，让这部中国思想词典，成为世界思想词典的有机部分，且从那儿反观、认清当代中文诗的真正位置。

       那么，历经重重自我挑战，用三十多年艰难成熟起来的当代中文诗，可能（或应该）是什么样子呢？这里，一句三个词，概括了它的三种性质：“当代”、“经典”、“书写”。

       一，当代性：哲学归纳生存，诗学归纳哲学。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文诗，该是归纳全球化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诗。请注意，这“当代”不能停留在题材上。从写土地移到写城市、从写庄稼改为写互联网，甚至干脆写钞票，并不保证诗更深刻。很可能，那其实只在迎合民众（保不齐也包括诗人自身）的拜物心理， 因此散发出一股刺鼻的俗味儿。不，诗无须申报自己的出生日期，因为写在当下的，并不确保具有当代性。“当代性”的内涵是前所未有的深度。如前所述，拜全球经济联系所赐，我们的当代生存，既突破了古代的地域局限，也穿透了单一语种的文化偏狭，一种全新的视野，刺激着当代“诗学”深化自身，聚焦这全方位更新的生存和文化。由是，一首诗既要有生存的鲜活，又要抵达非今日莫属的感受。它写的题目可以小而“土”，但它的内涵仍须宏大，因为其中充实着中国文化转型和全球化的内涵。它不依赖进化论说辞，因为它怀抱的是整个历史。它相信自身独一无二，因为在反衬世界空前的忧患。回到海洋，当我在苏格兰朗诵《大海停止之处》，衬着窗外大西洋阴云笼罩的铁黑色，我突然发现这组诗那么蓝！南太平洋的颜色，像亮晶晶的蓝色粉末 ，弥漫在悉尼酷热的阳光中，被我吸进肺里，又经由指尖流泻到纸上，令这首诗不知不觉打上了它出生地的烙印。但，“现在是最遥远的”、“没有不残忍的美”——我从未忘记，世界上只有一个大海，那蓝与黑，都汇入了海底深沉的涌动。和大海的涛声一起，我的命题“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才终于成立。

       二，经典性：无论我们从哪个港口启航，都在驶入人类经典汇成的大海。农业文化的单一重复，让位给海洋性的众声喧哗。多元文化参照中，旧日经典要被重新审视，以确认它们对今天思想的意义。犹如一道光线照射进古墓，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感动来自内心。凡配得上“经典”一词的，都是活在当下的。如是，重读就像初识：屈原，“天问”攥紧了古往今来诗思的根本能量；杜甫，小小七律中近乎爆炸的沉雄笔力；但丁，一部《神曲》裁判三界的结构力度……经典性，不依托某个时间，却包含了所有时间。它既是思想的，又是美学的。越思想越美学，无美学即无思想。诗回到自身，就是回到古今中外对诗的要求：如何以语言的深度验证思想的深度？对于我，经典性的标志，就是这“深度”。相反，一切题材说事、外部阐释、回避形式挑战的“诗”，都是投机取巧，不值得信任。这对当代汉语诗写作犹有意义，纵观新诗创立百年以来，一个最令人感动的历程，正是这古老的汉字，能够在白话文时代凤凰涅槃，重获审美自觉。中文诗的“雅”传统，不是以表面形似、而是以内在神似的方式，被打开、汲入当代写作，成为独立思考和艺术创新的基因。虽然，有对经典性的追求，不能保证我们写出经典之作，但，没有对何为经典的思考，则一定不能创造像样的作品。我们不该为自己曾有一个辉煌的传统而羞愧。我们仍然在这传统之内，经典杰作的压力，正是我们的能量，如何激活它，使之成为“诗意全球化”的有机资源？是对当代中文诗人的最大挑战。还得学习大海啊，它日夜起伏，吐纳更新，永远没有一滴水，锁定在老地方。

       三，书写性：这个词颇怪，差不多是我的发明。“书写性”，刻意和言说的随意性拉开距离，而强调写作的形式（甚至形式主义）性质。这里我也应和了“语”和“文”的微妙区别：语，信口说出，随风飘散。文，字斟句酌，落笔金石。“文”与“章”连用，强调的正是中文书写的形式传统。五四标举白话文，“白话”遍地，口号连天，那个“文”字却被忘了。中文现代诗的肤浅贫瘠，不能不说与此相关。但古训云，“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条漏船，怎能遨游大海？书写性，就是回到诗的炼字炼句炼意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和一首诗的结构、形式、视觉、音韵缠斗，且记住，限定和能量成正比，发明一首诗非它莫属的形式美学，正体现出诗人根本的创作力。让我重申：无形式即无思想，弱形式只配有浅思想！今天，我们不必艳羡唐代诗人们的幸运：他们正逢汉字审美形式千年递进的成熟期，因此创造了一次诗意大爆发。在新诗，一百年含括的文化资源，远甚过去几千年。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陆地的、海上的、甚至是空中的丝绸之路，这四面八方的精神交汇，打开了当代中文诗的根本诗意。由是，我们的每首诗，必定是一件观念艺术加实验艺术品。它强烈的观念性，来自无从因袭古人和外来者；它丰沛的实验性，来自能突破疆界，综合、翻新所有资源。“有容乃大”，既在形容海洋，更命名了当代中文诗，它指认出那个性奇崛、创造力非凡、疯狂而美丽的——诗人。

      1995年，我在德国幽居堡，应邀为第十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杂志著文，我的文章标题是《因为奥德修斯，海才开始漂流》。这篇文章，逆转了奥德修斯和大海的关系，不是因为有海，才有漂泊的奥德修斯，而是每个奥德修斯，都能看见自己的大海，即使没有，也能发明它，层层剥开现实表面，每个诗意都在主动漂泊，擎起一条条新的海平线。回顾中，我们这短短几十年生命，却已经包含了多少轮回？多少轮回里多少个大海？登上中文诗这只小船是幸运，当三十多年水手，穿越无数海啸而保持航向，是大幸运！做到这一点，仅仅因为我不断提醒自己：没有浅薄的大海，只有孱弱的奥德修斯！永远的奥德修斯，意味着永远向自己里面那个大海出航，去征服它——那无尽之旅，正用下一行诗，等着。

 杨炼

   ①《大海的第三岸》：中英诗人互译诗选的标题。其中收录1996年以来中国和英语国家如英、美、加拿大、新西兰、南非、尼日利亚等国诗人互相翻译的作品，此书提供了一个全球化语境中不同文化通过诗歌深刻交流的案例。此书英国出版者为Shearsman Books，中国出版者为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