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锋诗歌的再出发

                                                 王自亮

                                                     一

“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在1863年发表于《费加罗报》一篇题为《现代生活画家》的文章中，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写下了上述这句话，几乎是为现代性定了调子。接着他还说，“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

在现代性的问题上，马克思走得更远。在分析商品和资本主义特征时，他认为，旧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可是他并没有指出，一种新的“理性”却应运而生。这种“理性”就像竖立在人类面前一座新的高墙，带着蒺藜和火力防护，还有借尸还魂的僵化传统。马克斯·韦伯对这种理性所给出的隐喻“铁笼”，与福柯笔下形容冷酷权力充斥其间的 “环形监狱”（又称之为“监狱群岛”），可以互为印证，都是属于描述现代社会组织和机构特性的深度意象。

世界现代艺术和诗歌的主流，就是建立在这种“过渡、短暂、偶然”和它的反面“永恒”这两种基础之上的。这里的“永恒”，是指某种“神性”和超越性，这就构成了现代性所赖以存在的时间意识悖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永恒”变得模糊了，而“过渡、短暂和偶然”却那么清晰可感，扑面而来。于是就有了未知、不确定和迷惘，浑朴的时空感出现了裂隙和虚空。在这里，艺术、戏剧与诗歌首当其冲，影响深远。自然，有诸多自我因素开始加入，正如斯蒂芬·斯彭德说的，“现代人的写作是意识到环境活动的观察者观察他们自身感受的艺术”。

艺术、戏剧和诗歌上的先锋派，是在现代性之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先锋派”。考察一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艺术、戏剧和诗歌史，我们发现，先锋派以现代性作为基础，然后借鉴了它的要素、观念和形式，并予以变形、抽象和分离，取得出人意料的效果。尽管如此，现代性却不等于先锋性。关于这一点，马泰·卡林内斯库说的很确切：“没有一种显著而得到充分发展的现代性意识，先锋派是几乎不可想象的；然而，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先锋派同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马泰·卡林内斯库）。

何谓“先锋派”？1959年6月，荒诞派戏剧大师尤奈斯库在赫尔辛基“先锋派戏剧讨论会”开幕式上，说得非常透辟：“先锋派就应当是艺术和文化的一种先驱现象，从这个词的字面上来讲是说得通的。它应当是一种超前风格，是先知，是一种变化的方向……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以我之见，这种“先知”和“先驱现象”，带有两个特性，第一，所谓“先知”指的是对人性、意识与变化的预见性，这种先知的感觉，在于先锋艺术家的社会洞察力和敏锐，在于表达上的变化、纯粹与独创，而非幻觉或现代巫术；第二，这种先锋性，也就是“先驱现象”，带有持续性和引领作用。无论从“先锋”的字面意义，还是它在文化艺术上的本质意义，都应该如此。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即使是现代主义发展到鼎盛，直至后来被“后现代”不断“侵蚀”，同样也有“先锋精神”在起作用。

事实上，文学艺术上的先锋精神，是没有穷尽的。

那么诗歌上的这种“先锋精神”意味着什么？“Make it new!”（日日新），庞德的这一诗歌宣言可以看作是对诗歌先锋精神的最好诠释。自波特莱尔以来的诗歌，先锋派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体验和实践这一重要的主张。诗歌的先锋精神，就是占领制高点，直面变化，挑战平庸，从而拥有未来。换言之，就是风格上的超前，形式上的实验，和语言上的“炼金术”。这种新，不仅仅是诗歌意蕴上的更新，还在于形式上的实验，甚至不惜走点“极端”。从某种意义上看，“新”就是超越与穿透，“新”就是实验。

先锋诗歌不仅刺穿荒谬，还建构真正的存在。在现时代，固然是“没有荒谬不成现实”， 需要不竭的语言裂变和形式更新，但先锋诗歌最终要确定的，是对现象、存在和人性的建构，以及在此之上的持守。先锋性不惟破坏，更在守护。有时，沉默也是语言，先锋诗人借助于“沉默”这一最高意义上的“语言”，向世界进行发问与诘难，所谓“天问”是也。雄辩和沉默，是语言的双重性，也是先锋艺术的双重性。与此同时，先锋诗歌特别关注自我和他者、时间和空间、词和物之间的关系。就主体间性而言，正如拉康所揭示的，无意识的主体是主体性存在的根本维度。作为先锋诗人，总是要在言语主体和欲望主体中，与无意识的创伤性内核相遇，从而尽可能多地获得真相，并赋之以诗的形态。

一言以蔽之，先锋诗歌既揭示，又消解；既呈现，又隐遁。既强调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又引入他在性（alterity）。这就是先锋诗“左右逢源”之处，也是它的怀疑论所在。

 “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尤奈斯库如是说。

                                         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诗坛就出现了“先锋诗”。九十年代以来，更是形成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唐晓渡所使用的“九十年代先锋诗”概念，就将1980年代中后期“实验诗”中的一部分作为其源头，将个人写作、综合意识、反讽、叙事性等作为“先锋诗歌”的重要特征。周瓒在其《当代中国先锋诗歌论纲》中，认为中国先锋诗歌是指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少数意识到并仍然坚持一种以个人性的立场写作的诗人的诗歌实践，是那些始终重视和保持纯粹的精神价值关怀的诗人写作。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先锋诗歌体现了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

按照桑克的说法，可以将“先锋派”分为“旧先锋派”和“新先锋派”，时间上以1990年初期为界。前者以破坏性和突破性为印记（“外破诗歌专制之壁垒，内破诗歌语法之累赘”），后者以反对异化、有序实验、提倡建设性为标志。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分类方式而已，但从中我们看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一些发展线索和谱系。从“北回归线”等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的实践来看，先锋诗歌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突破和建设并重的气象，并不完全是由初级的先锋进阶到成熟的先锋，旧的先锋演化为新的先锋。

以梁晓明、孟浪、刘翔等人于1988年创建的中国先锋诗人群体“北回归线”，不仅独立，而且包容。它始终是一个动态的先锋群落，一个大平台，一次连续的集结。它所进行的“破坏”是对诗歌专制的大破坏，它要从事的“建设”是面对新世纪的诗建设。梁晓明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拿出了《开篇》这样一部讨论存在与虚无、死亡与新生的杰出作品（更不要说他的充满现代性甚至具备后现代感的《玻璃》和《各人》了），刘翔也从那时开始进行了非常具有前瞻性的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实践。可以说，以“重现和提升人的根本精神”为方向的“北回归线”诗歌群体，在众多作品中所发出的声音，更多的是一种希望、一种引领与上升。从美学上分析，“北回归线”的诗歌正如刘翔所说的，坚持了一种“节制而优美”的品质。

“北回归线”的开放性和活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十多期“北回归线”刊物中，孟浪、王寅、余刚、臧棣、西川、翟永明、王小妮、沈苇、蓝蓝、池凌云、唐晓渡、耿占春、陈超等几十位在中国有影响力的重要诗人、批评家发表了他们的作品和文论。多年来北回归线仍然保持先锋精神，同人性质，南北方诗歌交融的特质。更为可贵的是，至今为止，北回归线仍然坚持它的包容性和建设性，尤其坚持它的出发点：先锋性。除了梁晓明、刘翔的持续坚持之外，稍后加入“北回归线”的阿九、南野、汪剑钊、晏榕、伤水、马越波、草树、张典、红山、王自亮等人，在“北回归线”先锋诗创作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南方抒情诗歌的重镇，聚集在《北回归线》上的诗人自觉地与当下把玩口语、日常生活，标榜反文化的诗歌写作拉开距离，开拓了抒情诗的领域和境界，增加了现代抒情诗对当下生活的感受力。

“北回归线”也是始终警醒的。诗人南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认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目前的话语症候，在于普遍丧失追寻自由的意愿。内驱力意向的转移，其原因不外乎现实世界规则效应的日益凸显。一切尽由于‘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诗人晏榕则认为，面对着庞大无边、荒谬纷乱的时代景观和文化语境，如何保持高贵和清醒，恪守艺术信条和诗歌理想，绝对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还提出了“回归先锋”的概念，事实上就是如何坚持先锋精神，持守当代诗歌创作的实验性、前卫性和交融性，以更好地兑现我们的初衷：包容性和纯粹性的结合，历史感和现代性的结合，南方抒情诗传统与现代多元诗学的结合，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建设的结合，以及先锋前卫姿态与对现代诗歌传统之尊崇的结合 。

是时候了。必须对“先锋性”进行正本清源，必须提出中国先锋诗歌的“再出发”。反思，本身就是“先锋性”极为重要的表现。纵观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创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先锋性作如下几个方面的思考，开列如下：

1）      先锋性究竟意味着断裂还是扬弃？

2）      先锋性是毁坏还是建设？抑或兼而有之？

3）      先锋性是抽离还是在场？有无中间路线？

4）      有没有“原始主义”的先锋性，或先锋意义上的“原始”？

5）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与西方先锋诗歌的异同点如何？

我所罗列的上述问题，应该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这方面而言，唐晓渡和张清华一次关于先锋精神和先锋派的对话，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性。唐晓渡是这样说的——

重要的或许是：放弃那种从一个只能是虚构的“原点”或核心生发开去的一元的、线性的、本质主义的眼光和思路，而尝试一种多元的、交叉复合的，从根本上反“历时性”的眼光和思路，以把人为设定形成的成见及其影响减至尽可能小。……当代先锋诗的谱系如同艾略特所说的“秩序”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处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之中，其契机是创新，但也包括人们的重新认识，而重新认识往往根源于前在的写作作为范型对后起者所产生的影响、启示，甚至激起的反抗。

                      三

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看，每期“北回归线”都有所改进。《北回归线》出到十多期了，中国当代诗坛有了巨大的变化，需要在编辑方针、作品取舍和编排形式等方面，都能有所调整和改变。

值得强调的是，在各种变化之中，“北回归线”的先锋精神不会有任何改变，诗歌创作和批评的独立性不会有任何改变，以诗歌和批评本身说话的写作姿态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万物皆流，自由创造精神依然。

先锋，就是一次次的再出发。

                                                               2015年12月5日

                 （原载《北回归线》总第十期，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