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依农耕文明“秋收冬藏”的传统，该是收藏的季节了。

而《幸存者》早在复刊之初就开始了一项收藏计划。这不是因为我们置身信息时代，而是因为我们计划收藏的，原非白菜萝卜红薯之类，而是些巨大的精神奢侈品。由此，才有本期诗作栏为大家奉献的长诗和组诗专辑。

所谓“巨大的精神奢侈品”，原是我二十四年前在为本人编选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长诗、组诗卷》（据我所知，这也是当代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长诗合集）撰写的序文中，就长诗和时代的关系打的一个比喻。那时以《今天》创刊为标志的“新诗潮”勃兴刚刚十余年，但众多长诗的出现已成为一个触目的当代诗歌现象，其数量和质量的密度，既非新诗史乃至整个诗歌史上任何一个相等的时间区间可比，亦非任何一个足够敏感的诗歌工作者所能轻忽。尽管如今的历史语境较之当年已大大不同，但这个比喻，包括上下文中的若干基本观点，似乎仍说不上过时：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每个时代的诗歌也是如此。从典型的文体角度说，或许没

有比长诗更适合作为一个时代诗歌标志的了；因为它存在的依据及其意义就在于，较之短

诗，它更能完整地揭示诗自成一个世界的独立本性，更能充分地发挥诗歌语言的种种可能，

更能综合地体现诗歌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精神劳动所具有的难度和价值。

……但长诗在这些年间所取得的成果迄未得到，或者说还来不及得到认真的关注和对

待。这反映了这个时代精神上捉襟见肘的一面。它与其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长诗，不如说某

种程度上无从消受长诗。长诗：巨大的精神奢侈品。看来它不得不忍受长期孤独的命运。

必须承认，虽然据其发展的势头所显示的内在活力，当时我也感到必有一个持续的长诗繁盛期，但这一时期持续的时间之久，包括其繁盛的程度，还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这再次表明，诗的本性，就在于以自由的创造对称、反刺孤独的命运。时至今日，近四十年来中国当代诗歌的复兴早已被若干论者视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奇观”；如果此说成立，那么不妨认为，长诗的持续繁盛，就堪称某种“奇观中的奇观”。当然，成为奇观不必也同时成为“热点”：既属“巨大的精神奢侈品”，继续忍受长期孤独的命运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同样，造成此一现象的缘由，也值得继续叩问。在那篇题为《从死亡的方向看》的长文中，我曾以整整一节的篇幅，试图以海子为例对此做出分析，其突出的关键词是“严重性”。现在回头看，似乎也说不上过时，甚至自觉还更多出一重意味。需要补充的是，此中的“严重性”不仅与作者的动机有关，也与我其时痛感我们这个民族，我们所置身的历史语境太擅长遗忘，并由此受控于种种看得见看不见的强权有关。就此而言，长诗所体现的“严重性”，其意义也可以转述为米兰.昆德拉所谓“人类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和遗忘的斗争”。为避免句摘容易造成的歧义，我不惮其长，将此节完整地援引如下：

长诗是诗人不会轻易动用的体式。就通常的表现需要而言，短诗所具有的弹性已经足够

了；换句话说，一旦诗人决定诉诸长诗，就立即表明了某种严重性。

　　  已故海子在为自己以疯狂的热情致力于长诗创作进行辩解时写道：“我写长诗总是迫不

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材料的

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诗学：一份提纲》)

　　  海子说到了迫使他写作长诗的两个基本要素，即“巨大的元素”的召唤和“伟大材料的

东西“。按照我的理解，二者之间前者更为根本。因为材料本身很难说有伟大和渺小之分。

预先准备好的材料只有在被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以及被组织起来之后，才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

肌质呈现意义，尽管此时由于实现了艺术转换，它们已经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

　　  而所谓“巨大的元素”，尽管可以有更为根本的解释(例如诗与世界的同构元素)，但

具体到一首长诗，我想是指其原始或深层的动机。长诗的动机相对于短诗更为重大(同时更

为复杂或更具有超个人性)，这也是二者相区别的首要一点。

　　  但是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重大”动机，它也不可能孤立地涌身于诗人的意念之中。所

谓“重大”的动机是诗人相关经验和思考的结晶。它与其说扎根在个别诗人心中，不如说扎

根在他的命运，他所置身的时代，以及他的全部历史和文化视野之中。因为只有后者才是他

意识和判断某一动机是否重大的真正依据，并构成促使动机发展的压力。这也就是海子之所

以会把所谓“巨大的元素”说成似乎是外在于他(他只是“迫不得已”听从了其召唤)的原因。

　　  假如我们不是把海子的辩白仅仅当成他个人的声音，而是想象成众多的声音、集体的声音，

想象成一个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曾在深重的压抑下噤语，或在意识形态的喧嚣中失语的民族

和它的诗歌不得不通过诗人发出的声音，那么，就不难理解这十多年来长诗为什么会出现勃

兴的局面。这里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诗人还在有意无意地试图充当“民族的代言人”，或福

柯所谓“普遍性的发言人”──不！这种过时的神话对今天的诗人早已没有任何吸引力了；

我的意思仅仅是说，那些在诗人们的意识─无意识深处涌动的语流确实具有非同寻常的严重

性，而他们“迫不得已”的个人表达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和一个民族及其诗歌的历史命运

和现实境遇，包括其隐痛、疾病、追求、困扰、思考、梦幻、哭泣和雄心有关。

二十四年前的一些孔见，本不应再举以聒噪，浪费诸君的时间；唯愿它们能成为“引线”之一，或有助于引爆本期长诗组诗专辑所内蕴的思想和语言能量。当然，更多、更给力的“引线”，是诗论栏奉献的一系列与专辑相匹配的论文。这些文章均出于当今论者中的青年才俊之手，凝聚着有关长诗最新进的思考；其思致虽未以专辑所收作品为对象，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其对相关作品得失成败的锐利辨析，与专辑构成紧密的互文关系。刊发这些文章并不表明《幸存者》完全认同其中的观点，事实上是否认同于此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和专辑本身，也包括这篇业已显得太长的卷首语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向长诗致敬的方式。

感谢专辑特约编辑钢克和草树二位先生，感谢他们为实现这一计划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劳动；感谢新加盟的诗论栏主持人敬文东先生，感谢他宏阔的理论视野和独到的甄选眼光；感谢特约主持人、北大五四文学社的西哑同学，感谢他厚积薄发，短短数天便编成了跨越海内外的“当代大学生群体”特辑并撰写了长长的编后语，为《幸存者》的未来阵容注入了新的活力。最后，要特别感谢“今天派”前驱或“元老”级人物根子（岳重）先生，感谢他匿踪海外多年后，不仅慷慨地同意将他三十余年来一直在精心创制的长诗《字幕：夏季露天日场》（节选）首发于《幸存者》，为本期专辑增色，而且呼应着当年曾令包括我在内的无数同侪震撼倾心的《三月与末日》等力作，以其更趋精准、遒劲而又更变幻多端、幽昧沉厚的笔力，令我们对“什么是幸存者”，于无言中有了更深的领会。

                                                                                                                                2017，11，22，世茂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