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端午又近了。本来习以为常，已近无感；却被近日无意间读到的一篇纪念屈原的网文，更准确地说，被此文与前后脚收到的纪念诗人昌耀诞辰90周年座谈会的邀请信，两相叠加下溅起的电光石火激活了神经。

端午是中国传统的四大节日之一，其源起可追溯至远古，具体缘由却众说纷纭弄不清，似也无人深究。老家滨长江，地属“吴头楚尾”，儿时记忆中过端午是相当正式的。虽小城未闻有龙舟竞渡，但除了家家包粽子外，多还会备齐雄黄酒、咸鸭蛋、香囊，以及用来悬于门楣的艾草菖蒲这几件物事。早餐前还要履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大人食蛋饮酒，大孩子劝尝，不能者无论大小，都会蘸了酒在额上画一“王”字。问以故，被告知那几件物事关乎辟邪祛毒，照做了至少夏天可以不生讨厌的疖子；包（吃）粽子，则是为了纪念战国后期楚国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可怜他是抱着石头投江的，那天碰巧就是端午。大人们说得那叫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仿佛除了“碰巧”这纯属偶然的契机，将两档看起来几无干系的事合而为一就不需要更多的逻辑关联，仿佛这纯属偶然的契机所造就的端午文化，就是将那些虽其来有自，却也内涵暧昧的物事，搭上屈原的悲惨命运和不朽声名，连同平时不可轻得的各式粽子，作为历史遗产留给孩子们。

然而换个角度，也可以认为这恰恰表征了所谓“传统”运行的日常模式。它更多诉诸莫明敬畏下习焉不察、不究的惯性。不察不究，是因为并不真正在意，没有深切的问题意识。仅就本人而言，尽管多年前也曾对端午缘起、包括屈原何以恰好在那天投江有过一时兴趣，却也止于浮皮潦草的一时兴趣而已。或许正因为如此，那篇署名温军的网文才让我眼前一亮，心中倍觉欣喜。

温文挺学术，却算不上一篇严格的论文；作者围绕屈原为何自沉于端午而大费周章，其旨也不在考证什么，辩驳什么，而是要借此提出一个对当下正步入AI和星际时代的人们来说至为迫切的问题：随着机器的智慧开始大于人的智慧，我们究竟是要把自己活成一个屈原，还是一个秦兵？为此他发明了一系列穿越时空的新奇譬喻，比如说屈原是“楚怀王的马斯克”或“看星星的古代马斯克”，相当于当时的ai即天文人文大模型的首席训练官；比如说“屈原的ai是deep seek ，是老百姓一起踏歌而记的礼仪，是周天子的开放式分封制”；比如说马斯克身后那些人及其所执迷的“算力”，本质上就是“新秦军”；比如说端午龙舟赛实即远古人类的记忆模型训练场遗存，当下人们引以为傲的ai大模型，“其实再过千年，不过就是赛龙舟而已”等。此类譬喻脑洞够大够有趣，或有失机巧，却不唯兴味多多，还暗含比较和互证；而所有的比较和互证，其实都是“道器之辨”的当今变奏，且都被导向对天、地、人三才中，何以“人居末而为主”这一古老智慧的重新阐释。

不过，该文真正令我眼前一亮的，却不是上述宏大的旨趣，而是因其赴死方式被再次刷新的屈原形象，是这一刷新带来的有关启示。这里作者令端午源起的正义和屈原真实的身份职守对应互证的手法，其功效更显豁也更有说服力：一方面，他以“子午端住”（意指五月初五这天，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颗星宿组成、被合称为“东方苍龙”的天体升至南方天空的最高点——所谓“飞龙在天”——，其中又名“龙星”的心宿2恰居南天正中，阴极的“子”和阳极的“午”头尾相接，端正地汇合，一年的律历由此校准。）的天象为依据，以“用五用十”这一周朝天文和人文之“数”为支持，认定“端午”最早实为伴以沐焚祭祀、赛龙舟狂欢等敬神仪式在内、官民同享的天文节、律历节；另一方面，在现实身份和工作性质上，他更多标举的并非作为诗人的屈原，而是历来论者多一带而过的作为左徒和三闾大夫，又尤其是三闾大夫的屈原。在楚地当时巫祝文化极为浓烈的历史语境中，这个负责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宗庙祭祀与典礼，地位相当于沟通天地人神的大祭司或“国巫”的屈原，其“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职守，不仅可与“左徒”（或相当于现今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之任互资，而且可由《九歌》《离骚》《天问》《国饬》等作品中表现的大量相关场景加以映证。如此一来，屈原与端午的关联就不再系于外在的偶然，而显示出内在的必然性，其最高最惊魂的表现，就是他最终于斯日负石自沉的赴死方式。

为了更突显这一点，作者甚至言之凿凿地征引《史记》，称屈原不仅死于五月五日，且“时辰是正午”。精确到这种程度，不免就令人生疑。急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果然付阙；不唯如此，事实上连死期也未涉及。又询deep seek，问是否见闻于其他版本？答自沉于端午确有民间传说可依，但具体时辰则一无所据。

难不成是作者情急之下的向壁虚构？也太不严肃了吧！略一思忖却又嘿然一乐，自答是又如何？国人历来不排斥“野史”以至另眼相看（原因此处不论）；而既称“野”，难道不是因为有太多情节系民间史家诉诸虚构的缘故？据寥寥数语的简介，作者的身份是教授、高级管理人员，其文风也远离官方形制；既如此，在屈原之死更多的细节早已隐入历史迷雾，无从稽考的情况下，像曾经的那些民间史家那样，凭一时之兴，虚构出一个“时辰是正午”以强化自己的发现和建构，又有什么可不可以、严不严肃呢？类似情况下并不存在真伪问题，只存在可信与否的问题，而后者首先取决于其发现和建构所内含的逻辑关联能否成立且有可验证的依据，进一步则取决于在可信的逻辑关联中，其虚构成分契合事理和当事者人格特征的程度。温文在这两点上都站得住，因此不妨认为，即便作者有关屈原赴死的时辰纯属虚构，也是可信的。还可以有更简捷的路径申述其间道理：屈原死于端午同样系于民间传说而缺乏信史支持，千百年来国人对此却笃信不疑，为什么就不能将“时辰是正午”视为新的民间传说，再相信一次呢？

托言《史记》看似一缺陷，其实无非野史中常见的临时借取，以增加权威性的“巧手”而已，不值得深究。此处又涉及所谓“传统”如何自我建构的复杂性，容不展开；重要的是，经由发明“时辰是正午”这一仪式感浓郁的赴死细节（天象呈“子午端住”之日，亦是天体之“子”与肉身之“午”端正地交接、汇合并校准之时），温文刷新屈原形象及其精神遗产的意图完成了闭环。在这一闭环中，构成屈原形象重心的，不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君—臣、故国—离人关系，而是天—人、道心—职守关系。此一改变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改变，其中最紧要的是：随着内在的权衡尺度不再是屈原如何忠君报国，如何在被流放中写诗泄怀，而是如何更好地履行其“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天职，其负石自沉的赴死方式，也不再是闻知郢都被破，万念俱灰之下的消极逃避，而是在希望/失望/存望/绝望的泥潭中挣扎既久，终于意识到认命如宿的时辰已到，最后彰显、校准自己一生追求的时辰已到，进而舍身殉道以彼此融入的主动选择。

这样的刷新毫不突兀，既无损屈原同为伟大爱国者和伟大诗人的历来影响，也没有削弱他现实和作品中的质疑批判精神，同样没有消解他在种种问题情境中左冲右突、颠扑回旋的困窘，没有冲淡其间弥漫的悲剧气息；倒不如说是循其自身逻辑，将所有这些都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据此不仅可以深化对史载他诸多“不识时务”行为的理解，修正类似班固指他“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的责难，更有助于揭示，在老子所谓“天道”与“人道”根本对立且彼此冲突的前提下，要达成具身的“天人合一”或“道艺合一”的难度：需要对至高“天命”何等深挚的体悟，统摄何等巨大的勇气、何等坚韧的日常修持，才能匹配那无处不在的炼狱水火，才能最终完成殉道者那宿命的涌身一跃！

“殉道”是个体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最高形式；成为“殉道者”，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精神和知识传承的符号化。屈原所殉的既是天道，也是诗和诗人之道，其价值较之例如鲁迅笔下殉剑道的铸剑人，对我们来说当更具切身的普遍性。在我看来，正如最高的诗可以视若“一”，即“道”本身的自我言说一样，真正伟大的诗人，亦可视若为“诗道”代言的人（参见拙作《有关汉语诗歌身世的一次精神漫游》）。屈原于此堪称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典范。他没有，也不会鼓励任何人和他一样殉道，因为他必早已清楚，发生在他与“东方苍龙”之间的求道、证道过程，从一开始就不是要谋求一张个体不得假手他人获救的单程票，而是在以个人名义代行生者往还之事。不难想象，正是这一经由符号化的“屈原”所凝聚，所承传的对天/诗之道的根本体认和相关知识，支撑和拥济着他忧国忧民体恤众生的襟怀、瑰丽雄奇浩瀚璀璨的想象力、无论天庭冥界的探询激情、不分叙述抒发的浑然笔致（包括未写出和写不出的），使浏漓曲折、光焰瑰玮和直如石砥、颜如丹青相得益彰，共同呈现出一颗伟大诗心的生命底色，或“修辞立其诚”的灵魂依据。明乎此，才能明白苏东坡何以会说“吾文终其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惟屈子一人耳”；王夫之何以会说屈诗“赋心警灵，不在一宫一羽之间”；而毛泽东何以会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得道者方可言殉道。屈原首先是一个得道的人。念此再默品《离騒》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诗句，当真又多出别一种意味。屈原从小志向远大，却从未表示过意欲成为一个诗人，也没把自己能否作为一个诗人传世当回事（他流放中的许多诗篇据传都是随机随手疾书于墙上，后由弟子宋玉抄录的）；然而，最终他却活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国诗歌史第一人”：一个被视为精神本源的诗人；一个不仅在局面、体式、风格、修辞诸方面同时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贡献，而且为来者提供了众多可能性的诗人；总之，一个众望所归的诗人原型或原型诗人。这样的“意图悖谬”当然不是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式的命运弄人，详作分析则需另撰长文；这里只能说，它在大大增加了陆游告诫儿子“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一语之分量的同时，也让所有将写诗职业化的企图，尤其是以成为大诗人为己任的企图，如同面对哈哈镜那样变得多少有点可笑。

有屈原这样的得道者作为原型，对今天的中国诗人来说是幸运也宿命。说“幸运”，是说能得此原型并不像万物生长、遗产继承那样自然而然或理所当然，其间充满偶然和必然的动态辩证，且不能排除其他结果的可能。事实上，屈原身后确曾一再面临遭湮灭的风险，其被重新发现并被经典化的过程也多有戏剧性的偶然（此处不展开）。说“宿命”，是说我们生来就活在此一原型或明或暗的影响下：既汲纳他的生生滋养，也接受他的无言规约，甚至连抗拒这种宿命，或报答这种类集体无意识影响的的唯一方式也是宿命的，那就是跨过心中那道无形的“铁门槛”，像他一样，以生命/语言的不断创新，持续突破自己的天花板。而如此一来，这里的“幸运”和“宿命”，就差不多成一回事了。

作为诗人原型或原型诗人的屈原经过了历史性的建构，是一个旷世天才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及其演变，既彼此选择又互相塑造，既彼此颉颃又相互成全，最终超乎其上的符号化产物。随着不同版本的楚辞及注本面世，始自西汉中后期的“楚辞学”也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显学，其重心实为“屈学”；隋唐时开始，本为官民共度的端午节相关活动中，开始纳入先前只在民间进行的纪念屈原内容；1941年，由郭沫若、老舍等文化、文学界名人在重庆发起，建议将端午节同时命名为“诗人节”，其影响一直延及当代；1953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将屈原与毕加索等一起，列为当年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尽管历来围绕楚辞所收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争议不断，加上近现代的相关学者，质疑所及甚至遍涉除《天问》外屈原的全部作品，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居然认为连屈原这个人都“纯属虚构”；然凡此种种，都无损于屈原的文学地位之稳、影响之巨。由此历史上曾以具身方式真实存在过的屈原，一变而为一个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屈原，一个我们的屈原；而昔时楚国总在看星星的三闾大夫，也变身成了对称然隐身的诗坛“大祭司”，仿佛这才是他的真实身份、真正属于他的职守。

我对“诗坛”一词素来无感，但行文至此却不禁为之心动：“坛”最早系王（皇）族高层为祭祀天地所筑，后用于结盟拜将亦含天地为证之义。我们熟知的天坛、地坛、社稷坛、先农坛等，都是史上皇家行大典的实地；“诗坛”的说法要晚得多，且与“教坛”、“杏坛”等一样，更多是界别的虚指，亦含自尊自重之义。那么，在这个诗早已成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个人写作”亦早被奉为不移之旨的时代，何妨在“诗坛”之上，再筑一个更虚、更不可见，只立于我们和屈原之间的“心/星坛”——不仅因为“心”“星”同音，还因为需以心观星——只不过一来角色已发生置换：现在的观星者不再是某个三闾大夫而是我们；所观之星也不再是“东方苍龙”之类，而是得道者屈原的精魂化成的北斗。再者，“观天象”的目的亦不再是为了“察时变”：置身信息爆炸的当下，试图包揽类似活儿的各种专家有的是，他们在这方面似更有眼力；而我们之所以要在虚拟的心空祭台遥对那颗同样虚拟的北斗，只是为了效法当年屈子选择“子午端住”、“飞龙在天”的“正日”、“正时”校准自己的人生，过些日子就于夜深人静之时，校一校自己写作的方向，以免偏离太远。那些悟及屈原首先是一个“得道者”（亦即在古之“三才”中被列为末位，却在天/地/人不息的生生互动中永远处于主位的那个需大写的“人”）的人，必也悟及由他体现的“天/诗之道”，从来就不是什么封闭的现成真理，而是导致他写下《离骚》和《天问》的根本动力，或者不如说，是开放的“离骚”和“天问”的同时在场和彼此质询。由此，再怎么意识到得道无望，也无碍我们面对他的精魂所化，在冥冥中反观一下自己是否尚存求道、证道之心。我们当然不会指望就此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而只想听他悄声地说：“瞧，我就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

                                                             2026，端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