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复刊，从动议之初就得到了各路朋友的大力赞同和鼓励。5月22日的复刊发布会，初步预计来者或5、60人，至多7、80人，结果来了小100人，令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暖意。开场那一刻我忽然就想到了28年前的“‘幸存者’诗歌艺术节”开幕式，想到只有999个座位的中戏小剧场那几乎爆棚的气氛，以及一瞬间就笼罩了众人的那种肃然的寂静。自然，较之当年，如今的历史语境和心境均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把朋友们维系在一起的那条看不见的纽带分明还在；不但在，而且更加粗壮结实。这条看不见的纽带，也就是我们的复刊词劈头指明的“一个幸存者的传统”。它始自《今天》，近四十年来不断生成发育并自我整合，其运行的轨迹指涉着数百家民间诗歌社团或刊物，不下三代数以万计的诗人。无论未来的诗歌史怎样评价这一或许仅存于中国当代的“奇观”，《幸存者》都会为从一开始便置身其中，并再生其中而深感荣幸。

在《幸存者》创刊号上亮相的不过十数人数十件作品而已；而到了复刊号，不算翻译栏目，也多达71人（次）数百件作品。在创刊号上发表作品的多为当时尚处“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同代年轻诗人，且仅限于北京一地；而到了复刊号，则涵盖了海内外从“20后”到“90后”的数代诗人和艺术家。这里让人感奋的尚不止于阵容和面向的扩大，更在于《幸存者》作为一个当代诗歌创造能量的聚集和辐射平台的“场效应”。正是这种效应使时间具有了意义：审完本期《幸存者》，再次凝视那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胸臆间充斥的已不再是些参差的汉字方阵，而是无数在历史湍流中翻滚变幻的面容，是新诗屡经曲折而又薪火不断的百年风云，是它容涵了沧海桑田的巨变，始终渴望被赋予形式的“洪荒之力”。在某种意义上，一本不失雄心的诗歌刊物就是一部缩略而又全息的断代诗歌史、心灵史。《幸存者》当如是。

这样的意旨必定会对复刊的策划提出要求。复刊后的《幸存者》除“诗作”、“诗论”两个常规区块外，又另设“翻译”和“跨界”两个区块，并单设“诗群大展”单元，正是为了响应这种要求。事实上，当初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及其开展的活动就具有跨界的性质，现在落实于刊物，无非是实现了当年未及实现的夙愿而已。至于以区块主持人为主体的编辑方式，则同样出自上述的响应。类似的方式曾在90年代编辑民刊《现代汉诗》时试验过，利弊兼有，但值得变通再试。以上种种复刊辞中本已有涉及；这里再做补充交待，除有细化自我阐释的考虑外，也是想在二期进一步固化之后，更多听到读者的反馈意见。

所有的民刊都致力于自创一个小环境、小生态。那是一个小小的精神家园，在里面我们可以避开权势和资本的上下其手，可以活得干净一点，舒心一点，更多地亲近诗，对诗说话，感受到与诗的直接关联。但也不得不指明，对《幸存者》来说，那也只是其“最低目标”。这不是在暗示它还有一个什么秘而不宣的“最高目标”，而是意在提示，“幸存”所相对的死亡或死亡威胁，更多地不是来自那人人都无可抗拒的最终宿命，而是来自一个诗人注定要经历的精神困境和灵魂漂泊。在这种漂泊中他注定失去许多；唯一不可失去的，就是布罗斯基所谓“绝对的视角”。立足这一视角，只存在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母语；而由此结成的那种面面相觑、既紧张又亲密的关系是互动的，双方彼此选择和创造，同呼吸，共命运。

值复刊第二期发布之际，征引一节当年发刊词中的话，以重申《幸存者》对“幸存者”的理解，似乎并不多余：

诗人就是那些通过语言进行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幸存者”。他幸存的可能存在于创造性进入和把握住语言的瞬间……一首诗的诞生因此象征着世界的一次重创。语言就这样成为诗人幸存的唯一方式…… “幸存”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奉献。这就是诗人如此偶然地被抛入这个世界，却如此必然地在诗中歌唱的原因……“幸存者”是孤独的。换句话说，他是独立不依的。他既不是众神的后裔也不是历史的人质，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我。他并无什么固定的“本质”或“身份”。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喧哗和骚动的世界上，他更愿意经常处于沉默无名的状态。他就隐身其中与死亡对弈，从而把苦难转化成自由，把宿命转化成使命，把羞辱转化成高贵，把贫困转化成富足，把创造和幸存作为同一的精神盛典加以享受。

本期“诗群大展”主持人周瑟瑟有妙语云，“你们都是自己的幸存者”，可与以上引文互参。

德高望重的前辈批评家谢冕先生得知《幸存者》复刊，特写来贺信；可惜未赶上复刊号，本期又无法单独作影像处理，只好全文照录如下，并致衷心谢忱。

当年《幸存者》的创刊是一个难忘的记忆。

幸存者永生。

记忆永存。

                         谢冕  于四川江油贺《幸存者》复刊。2017，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