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的腰有多长？

——中年写作新探

张光昕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们年龄的雾？——中年写作的进化论

在部编版《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教科书里，有一幅著名的人类进化示意图，画的是人类从最早弓背弯腰的古猿起步，开始了漫长的进化过程，经过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等几个基本类型，逐渐挺起腰杆，拿起工具，并越发器宇轩昂，最终进化为现代人，即全人类共同的祖先。许多人在初中历史课上一定都学习过这幅图，它也几乎代表了我们对进化论最直观的印象。一位叫做“几盏灯”的小红书博主最近发现，在近些年出版的教科书中，这幅图居然诡异地消失了，并提供了消失前后同一页的对比图。关于消失的原因，评论区的众多热心网友纷纷给出了答案。大家一致认为，这幅著名的人类进化示意图长期误导着读者。画面上单一方向的进化序列，会给读者强烈的暗示，似乎人类是在朝着某个显著的既定目标展开进化，而为了抵达那个目标，几个阶段的人种类型齐心协力、前赴后继，书写了一部伟大的基因进化史诗。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而且异常复杂。简单说，进化图示上前后靠近的两个或几个人种类型在历史上其实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之所以其中一类人种更加优秀和高级，能够一跃成为下一世代的代表人种，其实是同时期的其他人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灭绝了，而不是遵循他们体内的基因进行单一的人种演化，从而自觉地进化出更高阶的版本。

这种认知在考古学上被称为“替代理论”，似乎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它带领我们走出对常识的迷误，让我们从客观立场重新理解和拓宽了进化论思想。在评论区，最扎眼的内容当属第一条，拥有最高的点赞数和跟帖数，这位网友如此写道：“左边（即带图的那一页）会误导学生以为直立人是智人的祖先，其实直立人只是智人的食物。”这一观点虽然有点骇人听闻，但也直指事态的本质。就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智人，尤其是最终成为人类祖先的晚期智人，之所以能一路过关斩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并不在于他们拥有发达的脑容量、过硬的身体素质或百折不挠的生命力，也不在于更强大的适应能力或跟自然界作斗争的本领。长期以来，智人在这些方面几乎都不具有什么优势，既然如此，凭何说智人有能力将自己所有的竞争对手消灭殆尽，能够将与自己长期共存的、包括直立人在内的其他人种当做自己的“食物”？尽管历史上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智人吃掉了直立人，但至少印证了智人掌握了足以凌驾于其他人种之上的生存本领，进而进击到食物链的顶端，成为一统江山的王者。在今天看来，这件制胜法宝不是别的，正是一种全新的语言。源于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智人大脑内部某些结构发生了微妙的改变，让他们开始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以一种全新的语言来实现同类间的沟通。这里并不是说，智人突然发明或迅速掌握了一门新的语种、方言或黑话，而是习得了一种具有空前颠覆性的语言能力，正是因为发生在智人身上的这种认知革命意义上的语言革命，才让人类共同的祖先立于不败之地。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经过认知革命之后，智人所掌握的语言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更加高效地生成和整合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信息，更加便利地进行信息的传递和利用，从而巩固自己更强大的生存能力。如果说这些都属于智人语言的基本功能，那么这种新的语言还发展出自己的高级功能，即更加凸显智人群体的社会属性或政治属性，从而更有利于实现人类社会多层次的沟通和协作，增强了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活力。说得更直白一些，这种高级功能，指的是人类语言具备从事吹嘘、忽悠、密谋和八卦等事业的独家优势。当语言中这笔宝藏被开掘出来之后，智人比其他人种更擅长分析自己部落或敌对部落中每个成员的性格、好恶、生活习惯和精神状况，获知一个人跟其他人的远近亲疏和利害关系，哪个人更可靠，哪个人喜欢说谎，谁是我的朋友，谁是我的敌人……智人会在各种公开或私密的场合，让语言发挥不同的作用，分享不同类型的信息，达到不同的目的，从而更有效的组织和扩大再生产出可持续性的社会关系。一个人种或部落越是擅长这类务虚的技艺，那么他们的社群就越强大、技术就越发达、文明就越高级。更进一步说，语言中可资用于吹嘘、忽悠、密谋和八卦的倾向和潜力，就代表了这种语言的掌握者去娓娓道说不存在的事物和事件的能力，即虚构故事的能力。再进一步说，在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条之外，谁洞悉了通往虚构世界的秘密，谁就握紧了通向未来之门的钥匙。

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这套所向披靡的“替代理论”，在当代汉语诗歌界也形成了深远的回响。从一种进化的视角来看，政治抒情诗替代了四十年代的新诗探索，朦胧诗诸君替代了颂歌老前辈，“第三代”豪侠替代了“北岛”们……尽管这种替代式的进化形成了某种历史的规律性，同时这种规律性又时常发生变异和失序，但古老的“替代理论”终将晋升为一种诗歌史的神学立场，为崛起于每一个新时代的强者开辟了合法性道路。这条道路越是从历史伸向当下，这种质朴的神学就越是能够吸纳众多前沿理论为自身续命，也越发笼罩着自说自话的色彩，最终写成一部道德自传。本文的着眼点就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诗歌被九十年代诗歌替代的那个神话般的“严重时刻”，以及从这座神秘的历史渡口驶出的若干救生艇中的一只，即中年写作。中年写作是九十年代诗歌重要的观念产品，与叙事性、及物性、本土气质、日常生活、个人化历史想象力、中国话语场等理论热词，组成了一派同卵多生、同气连枝的九十年代诗学景观。与那些棱角分明、色泽浓郁、个性十足的时髦概念相比，中年写作如同一件广阔无边、朴实无华的披风，每当那一系列摩拳擦掌、满载替代雄心的口号披上这件中性的战袍时，九十年代诗歌的面孔似乎一下子变得亲切友善、成熟稳重起来，九十年代诗人的登场也便顺理成章了。

如果套用那句小红书热门点评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把发生在当代诗歌最晚近的替代事件描述为：八十年代诗歌并不是九十年代诗歌的“祖先”，而是它的“食物”？作为写作范式的八十年代诗歌与九十年代诗歌曾有共存的时刻，只是前者在遭遇了一连串神话暴力之后悲剧地走向灭绝（尽管仍有少量诗人延续着八十年代的风格和路数，但早已被时代边缘化），而后者仰仗着虚构故事的能力，荣膺为这种暴力长期的股权人和持久的垄断者。中年写作，这个貌似中性、平和、公允的概念，记录了九十年代诗歌“吞噬”八十年代诗歌的残酷物语，也成为这场食人盛宴落幕后揩掉历史嘴角残渣的餐巾纸。中年写作隆起的啤酒肚让诗歌史的皮带绷紧，让诗人从毛茸茸、汗涔涔的生活现场获取必要的脂肪、流溢出必要的盐，为时代的腰间配上匕首、算盘、通讯录和对讲机。这一次，尽管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也穿越了最后的幻象，迈进自造的九十年代风景区的诗人们，终于宣称自己赢得了一块能够无限拉伸、无穷繁殖的中年根据地：

同样，我也从不担心

能见度之类的问题：我注意到

在它腹中有一所漂浮的邮局。

（冷霜：《我们年龄的雾》）

马骅，一位失踪于澜沧江的70后天才诗人，在谈及九十年代诗人的登场时说过：“上一代诗人中的佼佼者跨过了这一条青春线，使写作得以延续、发展和转型，对于中国的诗歌来讲是件好事，因为中国20世纪几乎还没有出现过几个能够把写作像生命一样一直延续下来的诗人。”（1）马骅是九十年代诗人的朋友，但与其他拥戴者的视角略有不同的是，他关注到九十年代诗歌“吞噬”八十年代诗歌的充足理由，竟然是九十年代诗人终于可以不必将写作和生活相分离，而是边活着边写诗，把生命活成诗歌，让两者合二为一。中国的新诗发展进程几经转折、断裂和悖谬，除了极罕见的几位诗人（如昌耀、郑敏等）之外，很难找到哪位诗人在上一个时代里获得的写作自觉和自律，可以名正言顺地应用于下一个时代。大多数新诗史上的知名诗人仅仅是一个灵光乍现的英雄，但却很难成为一位全集诗人。而在九十年代诗人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有一片持续在场的年龄之雾笼罩在这一代幸存的、步入中年的诗人周身：

你掀开我灵魂九曲连环的入口，

而这正象我始终好奇的那样：当我

看见你时，我已在你之中。

（冷霜：《我们年龄的雾》）

在与八十年代的青春期诗人一决高下之后，包括彻底地清理掉体内那个残存的青春自我之后，九十年代诗人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果断开启的中年写作，让中国新诗在他们这一代诗人手上获得成熟的品格、开阔的境界和收放自如的气度，而这批诗人将诗龄上的进化性转化为诗学上的有效性。在生活和写作同时面临发展困境的时刻，新诗史上第一次成功而彻底地抒写出中年轴心对青年轴心的伦理优势，并将这种年龄之辩演化成一种历史叙事和现实框架。于是，九十年代诗人以中年诗人的身份成为这场博弈的胜利者，他们写作的道德感和荣耀感，首先不是来自于诗人的心智追求与时代压抑之间的张力，而是他们能够完整地占领和安享自己的年龄，从而为“替代理论”的神学又蒙上了一层年龄崇拜的雾幕。中年诗人们精明强干、极富远见，他们把诗歌青春期里频频透支的激情想象、年轻的单血管人种早夭后的历史赔偿、理想型诗歌被时代偶然性劫掠的文明遗产，统统为自己持续的生存和被延宕的毁灭一次性购买了一笔巨额的人寿保险。

最高虚构笔记？——中年写作的修正比

当中年写作还没成为一个专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多重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它，这只多嘴的鹦鹉还没有被关进哪个金色的笼子里，但舌头上已经含着年龄崇拜的音符。从最宽泛的角度看，中年写作最著名的例子要数但丁在《神曲》开头所写下的诗句：“当人生的中途，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只知道我在昏昏欲睡的当儿，我就失掉了正道。”（2）35岁的但丁在流亡途中，记叙了他的主人公在35岁这年堕入至暗和罪恶的深渊，要靠导师维吉尔带领，穿越地域和炼狱，在永恒之女性的指引下，飞抵天堂。但丁的中年写作几乎成了整个人类文学史的一个寓言，揭示了一种叙述的原型。生命的过程和故事的讲述常常伴随着时间的打断、年岁的滞重、事体的回旋、神秘的诱惑、肉身的有限和信仰的无限。人生的圆满和文体的落成也常常需要经验的锤炼、先验的启示、必要的失败和来临中的成熟。除了但丁的“中途”叙事之外，萨义德对“开端”和“晚期风格”的研究也被当代诗人所熟知。萨义德从多位西方艺术家晚年的作品中发现了一种不走向平静、妥协和虚静的更深的内心焦灼和复杂性，由于时代的错置和秩序的反常，死亡被折射进他们的作品中，使之呈现出古怪、晦涩、奇崛的风格，给读者带来更大的不安，也隐秘地成为未来艺术的序曲。在诗歌批评家手中，“晚期风格”是个备受青睐的宠儿，不论在历史背景的考察和内涵的理解上是否准确，许多杰出的新诗作者都被勘定出了各自的“晚期风格”。似乎“晚期风格”是一枚被预先订制的奖章，谁都别急，人人有份。顺着这样的思路，诗人们的中年写作也被反向地推导出来，面目也渐渐明朗起来，似乎也足以担当起一个新的抢手课题。比如标举历史意识的艾略特就曾评价过叶芝的中年写作，认为一个作家到了中年会面对三个选项：一是完全停止写作，一是技巧在增长但重复自身，一是寻找不同的写作方式去努力适应中年。这些讨论曾在九十年代诗人中间广为流传。（3）

值得注意的是，周瓒近年译出了海伦·文德勒的评论集《诗人的成年》，该书从弥尔顿、济慈、艾略特和普拉斯四位西方大诗人的作品中挑选出一首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绝伦的细读分析。考察他们写出第一首完美诗歌之前必须完成的作品，而这首完美之作第一次完全成功地展现了一种明晰连贯的个人风格，标志着诗人掌握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声音。文德勒认为：“年轻作者不可能不依赖风格的持续演化而追求一种朝向成人期的演进。找到一种个人风格，对于作家来说，即意味着成年。在风格形成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无意识发生的……这位青年诗人需要在风格上取得怎样的发现呢？他需要习得一种支配性的风格规范（细致到技艺最微小的细节）；伴随着对抒情诗媒介的这种意识而来的，是心理上逐渐察觉到哪些关乎精确表达内在情绪和态度的难题。诗人也需要识别外在感觉世界的突出元素，这个外在世界肯定了他别具一格的想象力；设计他本人都有的时空轴；决定将居于其作品之中的生物或非生物；并且最终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宇宙学或形而上学的存在框架，在此框架内，这首诗的活动能够发生。”（4）文德勒通过对四位大诗人独具匠心的阅读，提出了“诗人的成年”这个重要概念以及诗人“成年”须达乎的诸条标准。与文德勒另一部著作《打破风格》相一致，风格是她反复提炼的关键词，这部《诗人的成年》正致力于寻找一个诗人在诗艺精进过程中属于自己那套一锤定音的风格。风格不是外衣，可以随意脱换，而是一具活的肉身。若要抛弃旧风格，形成一种新风格，走进“诗人的成年”，就要将自己专属的词汇表化为黏土，抟制出新的肉身来。“诗人的成年”所必经的风格转换，无异于施加于自身之上的一种暴力。文德勒关于“诗人的成年”、“打破风格”的睿智判察，为我们当下反思中年写作问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照，可惜限于篇幅，无法纳入本文的论说范围之内。

中国新诗史上亦有对中年写作的讨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诗人冯至出版了《十四行集》，在围绕这部划时代作品展开的热议中，朱自清就留下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评语：“闻一多先生说我们的新诗好像尽是些青年，也得有一些中年才好。冯先生这一集大概可以算是中年了。”（5）在这里，“中年”的提法既揭示了五四以来的青春期写作已经步入了困顿，同时也暗示了需要新的诗学精神为这批诗人当前的危机做出风格指引。在家国故园风雨飘摇的背景下，“沉思”成为现代诗人嵌入中年写作这台新设备的第一块蓄电池。在《十四行集》中，“冯至经打磨、‘修养’而来的‘中年’并不是一个与青春截然分立的概念，其‘中年’内部藏有青春时期的暗流。‘中年’自身也并不封闭，而是永远处于打开，不断修养的动态过程。它与公共世界之间的关系之间也并不同于卢卡奇意义上的改造，而更接近于沉思与对自己的磨砺，但也包含对公共世界的关注与磨合……在更具有广泛意义的‘青春’受到压力或是自我的主动抑制之时，作为一种策略的‘中年’反而因此诞生了。”（6）中国诗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勾绘的中年写作蓝图和新诗重启方案，究竟能否进行下去呢？

张桃洲曾敏锐地指认出新诗在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具有鲜明的对应性特征，这种对应性不仅体现在一些诗学细节显而易见的承传，而且体现在两个时代诗歌之间的整体共通性和趋近性，甚至两者间的巨大差异也能体现出某种对应性。与这种对应性最高度关联的概念，就是中年写作（7）。或者说，真正把中年写作的蓝图兑现为一个时代的风格框架并统一了诗人的内心磁针，是九十年代诗人的历史业绩。如果说四十年代刚刚破土萌芽的中年意识还是年幼的新诗渴望成长和成熟的天然需求（need），那么九十年代诗歌在历尽沧桑和劫难之后姗姗而来、振振有词、踌躇满志的中年写作似乎在努力回应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语境所提出的新的要求（demand）。中年写作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应有之题、主导风格，也是一种主人能指（拉康语）。这一阶段的中年写作提倡者的无意识状况，成为本文主要关切并试图重新索解的诗学之谜。在新的生存法则之下，九十年代诗歌受到内在不竭的现代性需求和四十年代中年写作未竟愿念之驱动，来回应大他者的要求，两个时代的对应性也将在历史的后见之明中得到新的视差之见。犹如酸与碱的相遇，最终生成了盐。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中年写作，正是在这种历史对应性之下发生诗学逻辑的中和反应之后所得到的新的位置之思，是天然需求与大他者的要求发生激烈化合后的变异和生成。毋宁说，本文以下所讨论的中年写作和相关命题，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复杂语境和独特内涵与本文以上涉及过的诸种广义的中年写作经过一系列化合反应后所得到的修正比。这里的中年写作，成为九十年代及其后漫长时段里诗歌写作者的欲望（desire）形式，即酸碱中和后的盐，一种没有欲望内容的欲望姿势，类似一种新型的情感晶体，一种随身携带的续命之药：

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

就是两种精神相遇，

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

（欧阳江河：《玻璃工厂》）

1990年初，中国作家协会河南分会下属的青年诗歌学会主办的《大河》诗刊第1期上，发表了四川诗人肖开愚的一篇文章，题为《抑制、减速、放弃的中年时期》，正式拉开了九十年代中年写作的序幕，引起了众多诗人、读者、批评家的认同和讨论。“青年-中年-老年”固然是人类年龄的一种“线性的长跑借喻”，当我们面对“青春和老年在重叠中衔接”时，中年成了“一个截然的否定性的阶段”，肖开愚改写了“生理赋予的秩序”，而是在酸性的青春阶段和碱性的老年阶段之间，在“早期的斑烂、含混”和“晚年的冷峻、单调”之间，重新发现了中年的“犹豫和困难”、“恋恋不舍和畏惧”，总之，是发生在酸碱中和反应之后徒生的历史偶然终结之荒谬感和语言表达的不确定性。于是，在已经发生的和将要来临的两座乌托邦之间，中年成了一个难以测定和描绘的虚构位置，铭写了欲望的某种真相。中年时期的欲望口感不是酸和碱所代表的古典式的风格化，无论是青春浪漫的风暴和狂热，还是冬天明净的舒朗和冷峻，都居间性地进入到一个拼凑了短暂易逝和漫长无边的象征性时刻。中年时期，像极了时间之蛇神秘的腰段，它的位置和长度是一道不解之谜；中年时期也是人的一生中那些可溶性的、属盐的晶体时刻，它的况味是个未知数。肖文的标题很吸引人，透着一种置身其中、摸着石头过河式的设计感。对待中年问题，年龄崇拜逐渐被年龄之雾覆盖，呈现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毛玻璃效果，犹如“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肖开愚对标题中几个关键词做了如下的解释：

强调对向终极目的的飞行的减速，其实是对终极价值的抑制，还不仅仅是延缓某种聚敛和驯养过程，使其达到充分。它甚至是放弃那种所谓诗人与偏激的缩短和不正常，放弃变可能为部分的可能。（8）

    在持续不散的年龄之雾中，抑制、减速、放弃，这看似是一套完整的动作指令，在青春期的急切、热烈和迅疾和老年的迟缓、冷寂和静止之间，进入九十年代的诗人需要找到一块用于安全降落和自我刹车的跑道，用于安放中年这个废弛、寡言、信息量极少、充满不确定的年龄。哪里是中途？何时是中年？蛇的身体可以在任意处扭转，似乎浑身长满了腰。这个神秘的部位和年龄，需要一些更神秘的显影剂：

在一个强大诗人完整一生中，青年是激情的，即兴的，偶然的，晚年是明澈的，赞颂的，必然的，中年是指转折时期。欣赏诗歌作品，青年的和晚年的都是具有极端的、单独的、自在的、本文的阅读价值，中年作品几乎只具有诗人成长史的研究价值。唯其因为这一点，中年所以是刻意的、加重的，个人心理生活中的轰轰烈烈的。（9）

    在抑制、减速、放弃的节律中，中年的面孔渐渐增大了分辨率和清晰度，但远远不及青年和老年那样轮廓明朗、确定无疑。它需要中年的观看者调整距离、变换角度，甚至收起我们手中的望远镜（不论用哪一头去看）或放大镜，继续沉浸在那一片年龄之雾中（而不是想办法驱散它），直到闭上双眼。只有当我们留在原地、置身其中，才能通过看清我们自己而看清我们身上固守或流窜出来的中年。因而，中年是“刻意的、加重的”，它的进化道德和写作伦理来自别处，它是九十年代诗人在个体和时代共享的年龄之雾中写下的最高虚构笔记。

写作的秋天状态？——中年写作的景观性

古希腊两位画家宙克西斯和帕拉西乌斯举行了一场著名的绘画比赛：宙克西斯（据说是世界上第一个被笑死的人）出色地画了一串葡萄，引诱鸟儿前来啄食；令人出于意料的是，帕拉西乌斯更胜一筹。当他的画作完成后，宙克西斯前来观看，只看到墙上挂着一块布帘，他迫不及待地伸手准备掀开帘子，想看看帕拉西乌斯究竟画了什么。这时他才发现，他的对手在墙上画的正是一块布帘。如果说宙克西斯画作的逼真性骗过了鸟儿的眼睛，那么帕拉西乌斯的作品居然可以骗过人的眼睛。关于这个绘画比赛的结果，拉康给出了他超乎寻常的解读：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逼真性本身，而在于凝视对视界驱力的建构，眼睛会受到欺骗不是因为逼真，而是因为主体满足于欺骗的游戏，满足于“驯服的看”。换句话说，真正驱动人们去获取真相的力量，并不是如何去袒露真理，而是如何去遮蔽真理。人们的认知并不是直接建构起来的，而是靠欲望支撑的。帕拉西乌斯就制造了一个遮蔽真理的假象，由此显露出欲望的生产机制。为了揭开欲望之谜，人们甘愿受骗，甘愿服从眼睛提供的假象，也要遵循欲望的逻辑，去重新组建自己世界的经验材料和认知方式（把画出来的布帘看成是真实的布帘）。哪怕欲望的对象是空洞虚无的（布帘后面空无一物），也在所不惜（10）。通过世世代代的进化和修正，人类语言（包括绘画这种艺术语言）的虚构能力正是按照人类的欲望逻辑而生成出来的，通过语言材料所抟制出来的观念产品，大都带上了虚构的气息和色彩，制造词语的景观，能够帮助它的主人发动认知革命去克服进化中的危机。想想那个遥远的时代，智人是如何“吃掉”直立人而进化为人类唯一共同的祖先的传奇，我们就能暗自叹服虚构在我们历史和生活中的巨大威力。

由此看来，人类的青年和老年时期各自敞开了直观的逼真性，一边是火热的春天，一边是冷静的冬天，但中年时期却始终缺乏这种古典的、确定的季语，而不得不藏进一团固执的年龄之雾中。神秘的年龄之雾正如一道帕拉西乌斯画在墙上的布帘，它带我们走进欲望的逻辑，靠着对故事的虚构讲述、靠着“刻意”和“加重”，来测度这人生中途的现实感。九十年代诗歌能够为人类脆弱不堪的自我之谜撑起一块布帘吗？如果人的一生是一张石蕊试纸，如果人的心境会随时间而蜕变，如果酸性的青春之红和碱性的老年之蓝都像拔地而起的雕塑，矗立在故事早期的狂飙路段和晚期的明净庭院，各自形成了一套确定的象征系统和时间美学，那么中年时期就该被确认为一个无色无香的零度景观吗？就该为建设一套中性的、海绵状的体统而服膺一种主张抑制、减速、放弃的工作伦理吗？在中年写作逐渐走向繁复和吊诡的自我辨认中，这个貌似表征着理性、正义、节制的零度，不正扮演着一道真理的帘幕吗？我们对公允、整饬、尺度、合宜的渴望，让我们相信零度的神话，从而进入以零度为坐标的欲望框架，编织虚构的叙事，并驱动我们的认知试图去揭开被遮蔽的真理，它正在被一套华美的修辞覆盖着：

中年写作与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写作的秋天状态极其相似：写作者的心情在累累果实与迟暮秋风之间、在已逝之物与将逝之物之间、在深信和质疑之间、在关于责任的关系神话和关于自由的个人神话之间、在词与物的广泛联系和精微考究的幽独行文之间转换不已。（11）

多年来，这段在诗界被高度认同、频繁引用的漂亮话，极其老练地混合着精准观察和诗学大话，兼营着经文般的暗示风格和营销式的纵欲文体，也将诗的真理内容叠放、掺和进诗的虚构景观之中。这套人见人爱、争相援引的金句，来自诗人欧阳江河完成于1993年的著名文论《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后文简称欧文或《89后》）（12）。其中欧阳江河言之凿凿地称“写作的秋天状态”语出罗兰·巴尔特（该文中他多次引用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作者），但笔者驽钝，翻阅了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巴尔特著作，也没找到它的出处，但每个熟悉罗兰·巴尔特的读者，都宁愿相信这是他说的。莫非这又是一次最高的虚构？如果哪位读者，知道准确出处，恳请您速速告知笔者。这篇雄心勃勃又引人入胜的文章，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九十年代诗歌最强有力的理论宣言，也让中年写作观念在新的语境里产生质的飞跃。如果说肖开愚在《大河》上睡眼惺忪、如履薄冰地初次念叨起中年写作，那么欧阳江河的这篇名文则面向“一种绝对的寂静和浑然无告”的诗歌现场吹出一记清脆响亮的号角。

1993年2月25日，欧阳江河在成都完成了这篇文章，3月赴美国洛杉矶参加亚洲研究学会（AAS）年会时，遂以此文为发言稿。随后，该文发表在海内外好几种刊物上，并接连被选入各类文集，至今仍产生广泛影响。顺便说一句，论断九十年代诗歌另一篇与之相媲美的、带有战略性眼光的文章，或许应是诗人臧棣发表于1998年的一篇名为《90年代诗歌：从情感到意识》的短文（13）。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天启般地总结了九十年代诗歌的两大主题——历史的个人化和语言的欢乐——关于这两个命题的专业讨论仍是当下诗歌批评中的热门话题。更有意思的是，有论者最近表示，自1993年欧文肇始，九十年代诗歌以淋漓的元气和多维的动能开始彻底替代了八十年代诗歌，进而代表当代汉诗创造出全新的历史和全新的诗学，同时也启动了自我设计和自我叙述的庞大工程。直到1998年臧棣抛出两大主题的经典论断，这场排山倒海的认知革命和精神转型，并未像众人期待的那样，朝向更具开放性的前景去开拓和生产，反而就在原地猛地戛然而止了（14）。

两篇文章像一对括弧，悬置起九十年代诗歌荆棘般新鲜的亡灵，一头奇怪的诗歌史巨兽就这样静静蛰伏在一个游人如织、垃圾遍地的喧哗广场，它的内部已经陷入了诗学的短路，它的外部却在全装修的思路下被不断地景观化，再生产着它身后一连串影影绰绰的小时代。两篇文章也像一对蟹钳，牢牢抓紧并擎起一道市场经济的塑料帘幕，在从动荡到哑火的游魂年代里，帘幕背后英雄的薄暮之心仍在跳动，而心上的隐忧和未酬之理想却总也猜不透。一旦进入欲望的逻辑，帘幕上就出现了一道虚构得近乎于逼真的秋景，遮盖着诗人的失语和精神隐疾。阿多尼斯的一个诗句，将“秋天状态”推上了文学的绝对位置：“冬是孤独，/夏是离别，/春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唯独秋，渗透所有的季节。”（15）九十年代诗歌为一种不可描述的失焦画面配上了一段段碎碎念的旁白和词不达意的字幕。当上一个时代的亡灵频频反顾，眼前的生活又捉襟见肘之时，“秋天状态”的帘幕是覆盖在它们身上最得体的旗帜，上面绣着中年写作烫金的口令：

午间新闻在深夜又重播了一遍。

其中有一则讣告：死者是第二次

                    死去。

（欧阳江河：《晚餐》）

这首《晚餐》是一首象征磁场极强的作品，让他的作者爱不释手，禁不住在《89后》一文中恰到好处地引用了一次，甚至可以将这首诗读成这篇文章浓缩后的诗歌版本。“不会再有早晨了”，一个时代在青春的理想和激进中已经耗尽了自己。为了践行进化中的“替代理论”，“我已替亡灵付账”，你拿什么“替亡灵付账”呢？当然不是金钱。莫非是诗歌？而诗人又说，“也不会再有夜晚”，诗歌已经扎进无头无尾的原地，扎进年龄之雾和絮絮叨叨的萨满仪式，这是身披中年写作旗帜的九十年代诗人在有经有权地计算着“谁去谁留”（欧阳江河的一部诗文集名称），他们也没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信赖着“此时此地”（肖开愚的一部诗文集名称）。此时此地，诗歌倾向于变异为一种当下短暂性真实，一连串景观性的死亡事件，一种新的自动化程序，正在替代诗人继续整合复杂多变的经验和日益蜕变的心境，这台机器标志着认知的变革，进入日夜不休地运转和生产，发明出一种全新的语言，冲洗出九十年代诗歌的快照。

最新的假消息？——中年写作的新闻化

欧阳江河在他的诗和文章中，都敏锐地抓住了一种新的思想介质，重新去开掘汉语分析和变异的潜力，这是他创作初期对新诗的贡献。“对一般人来说，89事件并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变成了日常生活，它仅仅是个新闻性质的事件，献有其人将之视为精神上的事件加以深究”（16），“1989年将我们的写作划分成以往的和以后的”（17）。1989年之后，青春死了，成了亡灵。进入九十年代，为什么要经历第二次死去？死讯不断地被重播，从机械复制时代，到数字复制时代，究竟如何发生的？在新闻中。幸存的中年诗人以何替青春诗人的亡灵付账（18）？用新闻的方式。诗歌在九十年代，已经戴上了新闻的手铐继续存活：

如果说，我们在青春期写作中表现的是一种从现在到永远的线性时间，那么，这个“永远”已经从中年写作中被取消了，代替它的是“短暂性”。只有事物的短暂性才能使我们对事物不朽性的感受变得真实、贴切、适度、可信。（19）

海德格尔的弟子、德国无线电专家霍夫曼说：“死亡主要是一个无线广播话题。”（20）这意味着，经历了绝望、暴力、极苦的死亡事件之后，在充斥着猎奇心态、审丑趣味、流量经济的新闻空气中，死亡（死讯）被整理、降解为一种日常生活式的短暂性事件，它居于事件和日常生活之间，这种新的折叠既改写了死亡又改写了生活。最重要的是，按照欧阳江河的说法，九十年代诗歌开启了一种“扩张的诗学”：“寻找活力比寻找新的介质神话的庇护更有益处。活力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扩大了的词汇（扩大到非诗性质的词汇）及生活（我指的是世俗生活，诗意的反面）。这种活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变化带来的阶段性活力，它包含了对变化和意外因素的深思熟虑的汲取，并且有意避开了已成陈迹、很难与陈词滥调区分开来的终极价值判断，将诗歌写作限制为具体的、个人的、本土的。”（21）这番指认背后的答案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九十年代诗歌如果有什么新的活力来源和诗意生成，那就是新闻成了诗歌的一部分。犹如一场基因突变，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年写作的无意识结构，其实正在被一种新闻的世界观所接管和主导。诗歌的新闻化，意味着九十年代诗人——这群汉语新诗的晚期智人——的虚构能力和自我叙述几乎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进入一种自动化的欲望逻辑之中（22）。即使处理切身的日常现实，也像是虚构一个故事那样，这里的口号是：“太他妈真实了，肯定是编出来的！”即使诗人真正地在从事诗艺的探索和艰苦的写作，也像是在诗的天府之国里搞阴谋诡计、摆龙门阵……直到死亡成了日常的新闻事件，它的波澜也不过是一杯啤酒的寿命：

你，像最新的假消息。

（张枣：《灯笼镇》）

即使是中年写作的宣言式文论，也已经暗示了新闻化的无意识。远的不说，这里只谈一处细节。在欧阳江河的《89后》一文中，追溯了中年写作的提法滥觞于肖开愚发表在《大河》上的文章。但令人不解的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抑制、减速、放弃的中年时期》，却被欧阳江河“别出心裁”地写成《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发表时间也模糊地写成了1989年夏末，而非1990年第1期（23）。把“中年时期”缩写为“中年”倒没什么，但将“放弃”有意无意地修改为“开阔”，在含义上几乎是截然相反的。这样一改，对于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读到肖开愚原文的读者，会对中年写作有相当不同的印象和理解。其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被改写的标题不胫而走，犹如一个滑动的能指、一封失窃的信、一所漂浮的邮局，在众多讨论九十年代诗歌的文章中留下耀眼的足迹，但真正读到原文者却寥寥无几。欧阳江河成了中年写作概念的资深阐释者和营销大师，《抑制、减速、开阔的中年》是一篇子虚乌有的文章，它仅仅凭着一个深入人心的标题，就成为了诗歌批评领域的硬通货。在这里，“开阔”一词作为一道帘幕，罩在了“放弃”一词身上，“开阔”就此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逼真性，欲望的逻辑又启动了。之所以“开阔的中年”从虚构走向了现实并接管了现实，起到以假乱真的效果，实在是因为人人都宁愿自己的中年是“开阔”的，而不是“放弃”的，包括笔者在内。对于被委以重任的九十年代诗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

欧文把肖文的发表时间误置为1989年夏末（24），则会将读者导向一种微妙的、不可言说的阅读奇境，甚至会制造出一种年代学上的色情感：朝向敏感时间的窥视、回溯和盘旋，但却始终有所遮蔽。想想疯马秀演员身上最后一丝衣物，作为流动的能指，既不能停滞也不能被祛除，必须以花样的游走和诱引去暗示终极的赤裸或实在界的空无，起到跟帕拉西乌斯的布帘同样的作用。欧阳江河在《89后》一文中积极肯定了当代诗歌的色情境况：“官方道德诘难与民俗对‘色情’主题的神秘向往混和在一起时，往往能产生出类似理想受挫的可怕激情。在当代中国，色情与理想、颓废、逃亡等写作中的常见主题一样，属于精神的范围，它是对制度压力、舆论操作、衰老和忘却作出反应的某种特殊话语方式。”（25）从1989年夏末到1990年初，中间隔着一个不可描述的秋天，色情的精神在这两个点位之间往复游移，欧阳江河的虚构表述划出了当代诗歌的性感带（同样也是巴塔耶所谓走向神圣色情的“越界”之处），被他诗意地覆盖上了“写作的秋天状态”的布帘，为“秋天状态”的古典图景赋予了超强的色情内涵：没有什么比欧文中多个“在……之间转换不已”的表述更加色情了，而色情同样是让现实新闻化的一项重要指标。正是新闻话语中隐形的色情成分，调动着读者走进一种共同的欲望逻辑，这里不仅仅涉及到消费理论，而是鼓励读者去看平庸日常里的丑闻、事故和死亡，训练了读者看了又看、更多更深地看、看上瘾、不能不看、色眯眯地看……新闻化的现实流露出的色情感，培养出一种细读的精神，让你的眼睛贴着蛇皮肤上光滑曼妙的细鳞去遍寻它的最性感的腰段。

悖谬的是，细读并不忍耐冗长和乏味，而是被短促、夸张、惊悚、多变的俭省标题所锚定——蛇的腰有多长？——这道新闻标题一样的诗学之谜恐怕是中年写作色情内质的最佳范例吧？被“秋天状态”的虚构图景覆盖而开启欲望的“看”的，不止中年写作一家，这块可以持续延展的幕布像蛇的腰一样长，在演绎着由若干短暂性鳞片拼成的永恒性幻象。九十年代诗学词典里名声更大的叙事性、日常生活写作、个人写作、中国经验等概念，同样能够在新闻化的虎视眈眈和持久细读之下，亮出它们各自空空荡荡的舌苔：“当我/看见你时，我已在你之中。”

2023年春季以来，九十年代诗歌及其诗学开始被国内一些青年批评家带向更深的质疑和解构，中国新诗的九十年代被描述为一个“漫长的季节”，它的年龄之雾一直弥漫到今日，当代诗歌仍在危机和绝境中苟延残喘（26）。在九十年代众多诗学资源中，中年写作始终处于定海神针的位置，引来无穷的话题和争议。本文也仅仅提供一点点土地测量式的探索，并尽量绕开前人论述，力图开发些迥异的论域和论式。若问蛇的腰有多长？答案依旧悬而未决。经过我们在年龄之雾中对诗歌进化的追溯和推敲，在最高虚构的梦想中接受历史势能赋予的最佳修正比，在自我叙述和自我悬置的秋景中建立诗的欲望框架，又在能指的漫游越界和将错就错的现实中勘察当代诗的新闻属性……追寻真理的这种流动性视野为我们打开流动不居的世界观，在当下的短暂性中试图获得流动的总体性，蛇变幻莫测的腰段就是蛇的形象本身。中年写作或许也透露出某种关于写作的虚位以待、泰然任之的真理。借用格罗伊斯的观察，九十年代诗歌或曰中年写作被审美化了。这里的审美化，“指的是工具的去功能化，是对实际应用性和有效性的决然废除……审美化是比传统的偶像破坏更彻底的死亡形式。”（27）中年写作新闻化的要义，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审美化，即意味着诗歌这门手艺已经接受了去功能化的命运和失败的现状，它在宣布青春期写作死讯的同时，也依靠制作玻璃的工艺用历史的树脂封禁了自己。我们在流动不居的现实中接受总体的审美化，我们相信这一切尚未结束，我们还有信心去唤醒沉睡在琥珀中的甲虫和在贫瘠中冬眠的蛇：“总体审美化更意味着每一个旨在稳定现状的行动必将无效，而每一个旨在摧毁现状的行动最终都会成功。”（28）

2023年10月，新疆克拉玛依-北京常营。

注释：

（1） 马骅：《断想或疑问》，见肖开愚、臧棣、孙文波编：《从最小的可能性开始：中国诗歌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3页。

（2） [意]但丁：《神曲》，王维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3） [英]艾略特：《叶芝》，《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4） [美]海伦·文德勒：《诗人的成年：弥尔顿，济慈，艾略特，普拉斯》，周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5-10页。

（5） 朱自清：《诗与哲理》，《朱自清全集》（第2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36页。

（6） 方邦宇：《诗的中断与诗的“中年”——以冯至、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讨论》，《江汉学术》2022年第1期。

（7） 此外，张桃洲还详尽分析了“戏剧化”和“反讽”这两种具体手法来透视两个时代的对应性特征。参阅张桃洲：《论新诗在40年代和90年代的对应性特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8） （9）肖开愚：《抑制、减速、放弃的中年时期》，《大河》1990年第1期。

（10） 参阅吴琼：《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62页。

（11）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38页。

（12） 据不完全统计，该文最初发表于民刊《今天》1993年第3期、《南方诗志》1993年夏季号（一说秋冬卷），后在大陆公开发表于《山花》1994年第5期。收录于《中国诗选》总第1期（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版）以及欧阳江河诗文集《谁去谁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和评论集《站在虚构这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等。该文也曾陆续被收录进各类诗学文集和文选，历次发表或收录过程中，标题偶有细微改动，正文内容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删节。

（13） 谢冕、洪子诚、臧棣等：《关于90年代诗歌的话题》（笔谈），《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4） 2023年8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21世纪现当代诗学的探索进路”主题论坛上，当谈及“九十年代诗歌”诸多沉疴和积弊时，一向稳重审慎的诗人、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姜涛给出了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判断。本文在姜涛原意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阐释和发挥。说到这再多说一句，与臧文的历史效力相似，其实1998年姜涛自己撰写的文论《叙述中的当代诗歌》也同样起到了将九十年代诗学“打回原形”的作用。

（15） [叙]阿多尼斯：《我的心是一座孤独的花园：阿多尼斯诗选》，薛庆国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页。

（16）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前揭，第235页。

（17）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前揭，第236页。

（18） 欧阳江河在《89后》一文中专辟一节《回顾与转变》，就是在处理八十年代的青春期写作与九十年代的中年写作之间产生的“深刻的中断”以及后者对前者的“替代理论”。这种诗歌“进化论”渐渐被多数诗家和读者接受，但仍伴随持续的争议，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少。新近论述可参阅黄舜：《被驱逐的青春——再谈“中年写作”和“青春期写作”》，见哑石主编：《诗镌·句法》（2020卷），成都时代出版社，2020年版。

（19）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前揭，第241页。

（20） 转引自[德]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邢春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21）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前揭，第237页。

（22） 本文这里对当代诗歌新闻性内涵的阐发，与姜涛发现的当代诗歌的自我叙述性有着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写作的成熟就是对言语自欺性成分的自我免疫，对历史幻觉的消解勇气，对自我叙述的闪避能力……90年代的若干诗学词语，只是诗人在处理自身写作困境的‘应手之物’、权宜之策，当模仿者与‘事后追述者’们趋之若鹜之时，他们很有可能改弦更张，另辟他途。或许可以大胆假设，90年代诗歌的本质不在其叙述中的叙事性、及物性或本土化等等写作策略，而恰恰存在写作这些策略的扰乱、怀疑和超越之中。这样历史叙述便绕过了自身埋设的陷阱，而成为阐释学循环意义上的诗歌对其身份的不断凸显及不断逃逸。只有这样，历史叙述才在良好的自我节制中，成为想象力的一次次主动设计和延伸。”参阅姜涛：《叙述中的当代诗歌》，《诗探索》1998年第2期。

（23） 肖开愚约在1996年撰写了《九十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一文，最初收入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肖对他提出的“中年写作”概念做了提纯和再解读，但同样把该文的发表时间记错了：“1989年我在《大河》诗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中年写作’，探讨摆脱孩子气的青春抒情，让诗歌写作进入生活和世界的核心部分，成人的责任社会。在正常的文学传统中，这应当是一个文学常识，停留在青春期的愿望、愤怒和清新，停留在不及物状态，文学作品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重要性。中年的提法既说明经验的价值，又说明突破经验的紧迫性，中年的责任感体现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而非呼声上。也许引用常规的社会学眼光看待现代汉语的文学问题，偶尔一针见血，偶尔显现出死胡同和通衢大道的分叉口。”

（24） 受到欧阳江河文章的误导，在一些后续的研究中，有学者把肖文出处写成：《抑制、减速和开阔的中年》，《大河》1989年第7期。或者认为肖另有一文：《抑制、减速和放弃的中年》，《大河》1990年第1期。笔者写作期间向著名诗人蓝蓝求证过，她大学毕业后曾在《大河》诗刊做过编辑，肖文正是在她的邀约之下编辑发表的。她说《大河》是双月刊，不可能有第7期。因为年代久远，包括文章作者肖开愚本人对发表时间都已记不清了，而且当时因为大家都太年轻，根本没有预料到这篇文章竟是后来“中年写作”问题的源头。

（25） 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前揭，第251页。

（26） 相关讨论可参阅两份会议实录：王东东、一行、张伟栋、冯强、张光昕：《当代诗歌的困境与危机》，“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71999，2023年5月23日；王东东、一行、王子瓜、李章斌、冯强、张伟栋、张光昕、孙基林、吴思敬等：《漫长的葬礼：“九十年代诗歌”的幽灵与祛魅》，“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790490，2023年7月10日。

（27） [德]鲍里斯·格罗伊斯：《流动不居》，赫塔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39-41页。

（28） [德]鲍里斯·格罗伊斯：《流动不居》，前揭，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