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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诗社》老照片暨回顾 “我最好的作品常常是无意识的，且超出我理解能力之外的。”——萨姆·阿贝尔
《圆明园诗社：岁月的刀涂着口红歌唱》 本期特约编辑：诗人刑天、诗人老贺 ——————————————————————--————
80年代的圆明园诗社
作者：大仙 刑天编按：大仙，原名王俊，曾用笔名微茫，圆明园诗社重要成员，幸存者俱乐部成员。著有诗集《再度辉煌》。大仙在诗歌之外还是记者和球评家。他用古龙小说的方式评球开创了一个球评流派，也让他收获了大量的粉丝。大仙还出版过小说和球评文集，但是，在我看来，诗人才是他的职业，其他全属业余。大仙在2019年12月24日平安夜，驾鹤西游，终年60岁。听到他离去的消息，我并没有悲伤，一丝都没有。因为在他过去的60年里，他喝了120年才能喝完的的单一麦芽，因为在他过去的60年里，他背诵了120年才能背诵下来的唐诗、宋词。因为，死亡对他来说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因为，死亡就是一扇门，他飘然而过，因为死亡的那一边有无数娇艳、妖冶的少女鲜花灿烂。大仙走了，无论是地狱还是天堂，我相信他都会游刃有余。大仙走了，他先我们走向远方或者他就是远方或者他已经成为远方。他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一定会在某个黄昏或者某个黎明或者沉睡的午夜与他重逢！ —————————————————————————————————— “岁月的刀涂着口红在歌唱”——这是圆明园四才子之一黑大春约三十年前震响圆明园的诗句。1985年，我离开大山子，直奔圆明园，一帮二十来岁的诗歌青年，在这片耀眼的废墟上，成立了“圆明园诗社”。
圆明园当时没有一个画家，只有诗人。黑大春在福海一带借到一间农民的小屋，在这里喝酒写诗，这里成了圆明园诗社的象征。不过，黑大春家在中关村，我们经常在中关村活动，由于离高校比较近，我们经常去校园朗诵，那时每个诗人必须得会朗诵，否则没有人气，当然是背诵，绝不是念诗。
除中关村外，圆明园诗社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区，就是六铺炕，因为诗社社长戴杰和师爷刘国越住在这里，这里几乎就成为圆明园诗社的大本营。一帮写诗的整天在这里喝酒碴诗，大半夜的经常去人定湖对着夜色和湖水嚎叫我们最喜欢的诗句。当时我们爱管自己叫写诗的，管画家叫画画的，管作家叫写小说的，在诗歌的奋斗年代，我们对“装”是很厌恶的。
1984年岁末，我在《北京晚报》中缝里看到一则广告，崇文区文化馆将举办诗歌讲座班，有江河、杨炼、顾城讲课。看到这三位的大名，就像现在的孩子听到周杰伦差不多。我花十块钱报了名，并在讲座班上认识了顾城和杨炼，江河因为在外地采风没来讲课。在这个诗歌夜校中，我还认识了诗人阿曲强巴，他又把我介绍给圆明园诗社成员殷龙龙。
1985年3月15日，春寒料峭夜，我穿着“纯毛舍味呢”中山装和九寸裤口的“弹力板丝呢”喇叭裤，前往鼓楼外大街拜访殷龙龙。龙龙二话没说，把我带到圆明园诗社军师刘国越家中，我在这里接受了诗社社长戴杰有关诗歌运动的鼓噪。
此时圆明园诗社要在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派诗歌朗诵会，戴杰让我主攻对外联络，于是我跟戴杰、刑天频繁游说北京的诗歌名人。
在我们努力下，1985年4月5日，现代派诗歌朗诵会在北京林学院登场，学校礼堂坐满了校园和社会上的诗歌爱好者。当时，正是诗歌大面积降临的年代——“随便扔块板砖就能砸到一个诗人”。朗诵会上，四位后来的杰出诗人北岛、芒克、多多、严力登台奉献佳作，袁可嘉、郑敏、吴思敬、唐晓渡、刘湛秋、杨匡满、江枫等诗坛强豪亦到场助阵，“台湾三杰”黄植诚、谢雨辰等也来捧场，而后来成为中国歌坛偶像歌手的蔡国庆也把他初出茅庐的新歌奉献给了朦胧诗。
我因此认识了诗人黑大春，4月5日恰是大春生日，在北京林学院的舞台上，黑大春唯美而颓废，浪漫而华贵，一首凝聚古典之力的纯诗——《东方美妇人》破空而出：啊/东方美妇人/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圆明园/迷人荒凉/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在此之前，我已通过刘国越认识了圆明园诗社另一位重要诗人雪迪，在雪迪东直门小街中医研究院的家中，雪迪特意去简易木板房中的小饭馆打了两暖壶散装啤酒，我们碰过杯，谈过意象和通感。而我们当时的沽酒之地，如今已成长为东直门簋街的餐饮重镇“花家怡园”。
在圆明园的岁月中，我跟刑天处得极为“沆瀣”，成为诗社“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一对黄金组合。那时，我住大山子，刑天住西三旗，我们便把刘国越在六铺炕的家当成诗歌家园。
1988年，徐敬亚、孟浪等人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书中刘国越以“隐南”为笔名撰写“圆明园诗社”的概况，并首次提出圆明园四才子——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这一称谓。而今，我们四人早已各奔东西——黑大春在诗歌深处继续蛰伏，雪迪去了美利坚，刑天纵横于股票期货中，我则忙着张罗各种饭局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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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