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时间尺度与历史视域在新世纪的生成

茱  萸

在2013年出版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的开篇，新诗的“元年”被著者刘福春定格于1918年。与前一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未脱旧体诗词形式的《白话诗八首》相比，胡适这一次于同一份刊物的第4卷第1号，与友人刘半农、沈尹默一道刊发的《白话诗九首》，因为挣脱了旧形式的桎梏——如他事后总结的那样，至少初步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 [1]——并且呈现了多人群起而賛襄的潮流，确实更适合作为汉语新诗诞生的真正标志。当然，关于汉语新诗的开端尚有诸种不同的说法 [1]，但它所要面对的“百岁”之期，总算是如约而至了。

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味的时间节点。在过去数年里，它几乎成为了新诗创作界被谈论得最多的话题之一，诗人们激动于能够参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抚今追昔，倾倒于本领域内百年以来的不俗历程。而从2010年起的七八年内，研究者和选家则贡献了众多具有总结性质的选本，举其要者，有《中国新诗总系》（10卷） [1]、《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 [1]，以及在作者与作品方面更为优选的《百年新诗选》（上下册） [1]，等等——这些规模宏远的选本，着眼于“百年”的大视域，再次推进了新诗在学术建制内的经典化进程。学术期刊对新诗“百岁”之到来的反应亦自不待言，仅举一例：内地颇重要的学术期刊《文艺争鸣》于2017年年底分两期刊出了以“新诗百年研究专辑”为名的两组文章 [1]，它们皆出自新诗研究领域资深学者或批评家之手，数量不菲，分量颇重。

如此，无论是创作界潮流式的总结、期望与狂欢，还是学界对既往轨迹的整理、辨析与重新塑造，新诗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迎来它的“百岁”之期，既不孤独，甚至可谓热闹非凡，何来“百年孤独”与“万古愁”之说？

谈论新诗时引入“百年孤独”与“万古愁”的说辞，并非在这两个词的原始语义层面（或以术语的方式）来使用它们，而是用其象征意义。它们分别出自两位当代诗人的诗作，臧棣（1964—）的《新诗的百年孤独》 [1]，以及张枣（1962—2010）的十四行组诗《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 [1]。这是两首与“诗”这个主题本身有关的“元诗”，前者“诗意”地谈论了新诗百年以来的命运；后者则借由与茨维塔耶娃（МаринаИвановнаЦветаева）进行的“对话”，关涉处于汉语新诗进程中的那个“作者”之所面对的基本精神境遇。换言之，前者关联的是百年来新诗的历史境遇，后者关联的是新诗史上个别优异的作者所要处理的精神主题。

与“百年孤独”的说辞正好相反，前述基于百年之期的到来而于新世纪推行的各式“总结”行为，在效果上来说，使得处于现场的新诗被迅速拽入一个历史性的视域：人们要在百年的时间线上，对它的历程及具体出产物，加以审视、总结与辨析；并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经典化部分作家和作品。

从动机上来说，这个正处于“进程”中的、自诞生之时以“新”来赋名的文体，在类似于百年之期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期待获得某种长效的（文学史的或经典化的）确认，恰恰说明了它在自我意识上的“孤独”——借用贺桂梅在《百年新诗选》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新诗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在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到今天只有诗歌前面还带着一个‘新’字，这说明它有一种自我确认的紧张感。” [1]那么，新诗的这种可谓“与生俱来”的“自我确认的紧张感”，贯穿于这一百年历史的始终，恰恰是如今对它的纪念的热闹背后，新诗真正的“孤独”。因为，时刻让自己处于一种“常新”的状态，其实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拒绝被总结和归纳，或者拒绝在短时间内沉淀出某种适合被纳入现成话语体制内的特质。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诗的百年孤独”就是新诗对自身使命的担当：朝向未来与未知，朝向可能性而非确定性。这种敞开的可能性首先意味着思想和语言双重的“不安全”。

当然，诉诸于诗（而非论述）并不是谈论新诗自身命运的最清晰方式，但或许是最富意味的方式，因为它借助了隐喻——言辞的晦暗，而新诗百年来的命运亦可谓“曲径通幽”——“血脉”先天不足，“革命”未竟全功，“成长”屡经动荡，却最终得益于时代、环境和语言的三重加持，而朝向了更多的可能性。并且，历经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时期、九十年代的“多元”格局，历经活跃于不同时期的诗人的迭代与共存，在新世纪具有“共享”意味的互联网语境下迎来更为丰富的远景。虽然如此，臧诗的第三节依然直陈了他对新诗历程的理解：

它解雇了语言，/理由是语言工作得太认真了。/它扇了服务对象一巴掌。它褪下了/格律的避孕套。它暴露了不可能。

新诗的诞生，与现代中国主体意识的生成与确立可谓同构。这种同构性的表征之一即是，作为一种新的文体或艺术门类，汉语新诗从其受造伊始，即迫切地关切起自身的境遇和地位。中国社会及汉语由前现代朝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中，新诗以及最初的一批新诗的作者，都强烈地意识到了那个“自我”的存在，并借由对它的强化，试图确立起一个强悍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在确立的同时，拥有了不依赖既定语言而存在的强力意志。臧诗所谓的“解雇了语言”，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解雇了既定的语言”即传统诗歌美学所认定的那种“诗的语言”——它“工作得太认真了”，以致出现了什么能入诗、什么不宜入诗的禁忌，而新诗自诞生起最重要的自我赋权却是“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1]。

基于通行的说法，汉语新诗始于胡适等文化“新人”的集体“尝试”，他们舶来新诗体，从我国旧有的诗体中突围，标举“新诗”，认为这个“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1]会面临艰难长成的境遇，要在夹缝中生存和壮大。于是，他们在通过尝试新文体以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的同时，就分外注意新诗的“自我确认”问题。而这种紧张感的产物之一便是，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其他，“趋新”便成为了新诗生长的根本动力和命定责任。一方面来说，强化作为文体的“新诗”的主体性并通过创作实践与理论论争的“双管齐下”，以期艰难造就；另一方面，鼓吹它与旧有汉语诗体式的不同，将后者这个“假想敌”暂时或策略性地设立为真正的敌人，用“诗体大解放”名义来“不破不立”，明确自身边界和文化使命。

奠定如此基石后，新诗方才初具“日日新”的气象，历经可谓巨变的二十世纪，来到了新世纪。这个时间节点让新诗的“从业者”激动不已，无论诗人或批评家，还是研究者或诗歌媒体从业者，仿佛都将它的“百岁”视为值得纪念的特殊时刻，由此生发出对它那值得无限期许的未来的憧憬。古诗十九首里说“生年不满百，长怀千岁忧”，在时间与历史的视域内，新诗如今已算生年满百了，除了朝向未来的“趋新”情结——这或许也能算千秋之忧的一种表现——，新诗的自我认知与内在辩难要更进一步，因为还有人惦记着“万古愁”——这个被新诗作者用来指代汉语古典诗传统的词，传诵最广的出处来自李白的《将进酒》。

张枣《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中涉及到这个关键词的有两段：

我天天梦见万古愁。白云悠悠，/玛琳娜，你煮沸一壶私人咖啡，/方糖迢递地在蓝色近视外愧疚/如一个童仆。他向往大是大非。……

……是的，您瞧，/没在弹钢琴的人，也在弹奏，/无家可归的人，总是在回家：/不多不少，正好应合了万古愁——//呵大人，告诉我，为何没有的桂树/卷入心思，振奋了夜的秩序？

九十年代以来（尤其突出于新世纪）的活跃于汉语诗坛的新诗作者，在汉语古典资源（主要是古典诗的资源，以及古典思想作为精神背景的资源）的援引或征用方面，往往会对具体对象作主观性的认定，使得它在被使用的时候，通常溢出原始语境而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1] “万古愁”的使用就是一个显例，在张枣的诗中，它不止是古典诗人笔下需要借酒浇愁、绵延万年的生之愁绪/苦闷，还是现代诗人——一个工业文明笼罩下的现代人兼诗人——用来理解他自身在不同文明中的处境，以及他所用以书写的语言在时间中的处境。

对于张枣而言，一方面是与茨维塔耶娃的“跨国”对话，两种诗、语言与文明的对话；另一方面是在这种中/西对话中溢出的时间体验——被梦见与被应和的“万古”愁绪，对应的是时间的维度，是古/今的维度。就这首诗的具体语境来说，“万古愁”或有具体所指，譬如“无家可归的人”对归属感、对所谓“夜的秩序”的追求；对于其引申义来说，“万古愁”可以被理解为，新诗对其自身交缠于中/西、古/今这两组对照关系下的命运的观照。

这种“命运”的纠缠，除了新诗草创时期就其“血统”问题展开的诸多论争外，以及三四十年代一些诗人与理论家建构的诗学理论或体系外，[1]于创作实践及理论探讨最热切的阶段，当属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的“沉潜”时期，而又以新世纪为甚。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万古愁”恰恰体现了朝向“未来”、因“趋新”而“百年孤独”的汉语新诗于时间尺度上的另一维度：如何处理新诗同“过去”的关系，尤其是基于新诗本位如何来理解汉语古典诗数千年来的基本线索——这种理解还不仅仅依赖于单向度的古/今视域，还同时混杂了新诗及身而来的中/西背景。

以上对张枣诗中“万古愁”的理解或许会被视为牵强附会。但臧棣《可能的诗学：得意于万古愁》[1]里谈到对“万古愁”的理解，或许能为以上的强作解人提供某些有益的参证。这是基于作者诗作《万古愁丛书》撰写的创作谈，诗是为纪念张枣而作。臧棣在文中谈了对张枣诗中“万古愁”这个提法的理解：

他敦促我关注，诗歌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付万古愁。……从万古愁身上，我们应该能梳理出汉语诗的最独特的线索。能不能这样设想，我们的诗学有可能重新被万古愁激活……而对东方的想象力而言，万古愁是可用日常的物品来消除的。但有趣而又诡异的是，这种消除并不是一种彻底的了断，它只是一种短暂的但却高度有效的精神上的自我克服。……万古愁，是汉语诗永远的背景。人生最大的分寸就是“人生得意须尽欢”。

臧棣的如是理解，或许同样与张枣这首诗的原意有悖，但它无疑提供了一个更为积极的线索，譬如，如何来理解“万古愁”这样一个极具古典意味的意象之于现代诗的意义——在它所贯通起的那个“传统”里，古典诗和新诗于精神血脉而言，并无隔阂，甚至前者中的某些元素——譬如“万古愁”——干脆就是“汉语诗永远的背景”。新世纪以来的趋势确实如此——古典传统与新诗小传统之间的隔阂在诗界的理论生产与创作实践中日渐消弭。新诗当初以古典诗学的背叛者形象而得自立的局面，从一开始看就可能是一个“假象”（当时即有不少调和论者，并不认同“文学革命”的姿态，而试图以一种更为温和的文化姿态来处理新诗体与旧诗体之间的关系）——新世纪以来的趋势只不过再次确证了这个事实。

就张枣诗学的荦荦大端而论，“知音”与“对话”或许是两个更为重要的关键词。这两个词甚至还不必加以区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张枣诗学的基本面，即所谓“对话知音诗学”。而“知音”作为一个古典文化的概念，在张枣个人的诗学谱系里已然接受了现代性改造，即所谓“现代人如何在一种独白的绝境中去虚构和寻找对话和交谈的可能性”[1]。初步看来，张枣经常在诗文里显露出遭遇知音的喜悦，而他的人生传奇与友谊也实际上在证成这种精神领域的预期。然而，颜炼军对张枣“对话知音”情结的分析或许更接近张枣言说的真相——诗人在作品与现实世界塑造的“知音”传奇被批评家和读者“视之为孤独的现代诗心塑造的说与听的典范”[1]，与此同时，“古典式的知音之难”依然幽灵般影响着这颗现代诗心，以至于“因流亡与孤独而如此沁甜的诗人张枣，在启用该观念时，一定深谙其悲剧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枣诗中对“对话”模式的迷恋，恰恰是知音情结的另一个面向——孤独。

与茨维塔耶娃这样的“古人”对话，表面上看同样是“知音”的一种特殊体现，本质上却是自语的“孤独”，因为它的对话模式出于自我设置，是单向度的言说与倾听，而非真正的心灵交互的“沟通”。那么，倘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张枣的话，“万古愁”或也可以纳入到这样一个知音/孤独的谱系里来理解：所谓“万古愁”，就是对“知音”本质的悲剧性的不能释怀。它固然是一个经过了现代的理解力改造的新诗的诗学关键词，而其起源性的语境依然不可忽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的与、尔、同，不正是对话与知音？诗人之忧愁要销，只能寄望于有那么一个“尔”能“同”，寄望于“知音”和“对话”。

这是作为个体诗人的张枣的“万古愁”。引申到整个百年来的汉语新诗，它同样存在这样的“万古愁”——虽然“盛况空前”，它的“百年孤独”中到底“知音何在”？这其实是新诗发展至如今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回到臧棣的说法，我们的诗学要能被这种萦怀于知音问题的“万古愁”所激活，必定面临如何理解新诗的“知音”的话题。这种寻求理解的冲动，是新诗之孤独的体现，也是它的内在动力。那么，在整个汉语文化中，新诗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与古典诗传统之间有怎样的更加具体而非笼统的关系？它如何在面临其他文体的责难时自我辩护？在一般文化语境（相较于古典诗或其他艺术门类）中承担什么角色？在传播层面，它该如何像古典诗那样融入到普通读者的理解当中？新诗自身（通过诗人的创作实践、批评家的阐述、选本的流通、个人诗集的出版、诗歌教育的推广等）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应，构成了这种“寻求理解”行为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在新世纪以来，由于传播方式（比如互联网的介入）或出版生态（比如出版模式的变革）等因素的影响，获得了新的推进，深化了更多的可能性。

就新诗在新世纪的整体状况而言，于流行思潮、问题聚焦、诗歌批评、个体写作等方面，呈现的趋势与走向似乎成了新诗史早期面貌的“反转镜像”。新诗早期创作与论争的领域触及、讨论和深入过的某些话题，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和观念的更新而消失，反而“卷土重来”，常谈常新。于是，新诗百年的历程呈现为语言、形式和观念的“衔尾蛇”（Ouroboros），绕了一圈，似乎回到了“起点”，但诗人与批评家们的劳作于跟进，又使得它拥有了“重新出发”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