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有关中西方哲学的个人提纲 ——俞心樵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对这一份并不太长的演讲提纲的事后补充说明：我并没有在哈佛的讲台上出示这一份事先写好的提纲。之所以如此，有很复杂的原因。如果你有兴趣读下去，自然就会明了何以如此。这份演讲提纲，是在我从耶鲁赶赴哈佛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写的。我在耶鲁康正果老师家住了两三天。从纽约到耶鲁是纯文先生开车送我去的。我在耶鲁的朗诵和演讲活动并没有写成演讲稿。耶鲁的活动由王敖先生动议，最后以耶鲁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促成，康正果苏炜等在耶鲁教学的老师也前来捧场。赵勇先生夫妇俩负责餐饮接待，支持很大。讲座开始前，把餐车直接推进位在耶鲁中心地段的教学楼，人人有份。

正在海边渡假的耶鲁音乐才女周天歌被紧急召回。主持了我在耶鲁的活动。据说当时她正在海边读我的长诗《今生今世：到处都是海》，这也太巧了。我信这缘份。我在高校的活动，因为问问题的人多，每次都是一再延时的。而我在哈佛的活动，是我在美国的一些北大老友促成的，最早由住在普林斯顿的季敏虹动议，哈佛那边由弘道先生对接。才貌俱佳的凌岚从耶鲁开车送我去哈佛。好漫长的一段路啊，沿途风光那么忧伤而美好。途中吃了午饭，到哈佛差不多已是晚饭时间。弘道在哈佛校园内买了一座独栋的老楼房，带小花园的那种。在哈佛期间我就一直住在这座老楼房内。哈佛校园内这种地段的楼房，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那天弘道家的保姆做了不少菜，晚饭时间来了不少人，他们都长年待在哈佛，好像都是要在我的哈佛活动上做嘉宾的。也就是说，我坐在讲台主位，他们并排坐在我的两侧，像是中国大陆开大会的那种比较搞笑的主席台。活动由《传奇》的歌词作者、原清华老友刘兵先生主持。其他学者的名字我只记住了杨鹏先生，因为他还专门抽时间陪我参观了校园内一些值得参观的地方。科学家韦见真先生与一个美女画家则把我带到了波士顿更远的地方。          

现在来讲一讲，从耶鲁到哈佛之前，我是有些生气的。生气的原因，现在我突然又不愿多说了。原本由哈佛中国学者学生联合会主持的活动临时改由哈佛沙龙主持。我本来已经拒绝去哈佛了，但最终作了妥协。我没有在哈佛讲台上拿出这份演讲提纲，也是妥协的结果。主要是我也不想给在哈佛的一些朋友增加任何不必要的压力和麻烦。活动现场主持人刘兵先生在事后的回忆中有如下描述：

哈佛的这场讲座并非一帆风顺，俞心樵在地球另一边的复杂背景，致使在地球这一边一场纯粹的诗歌讲座一度流产。在这个标榜各种自由的国度里，有一些自选动作还是不能完全自由地完成，仿佛头顶周围的空气一下子就多了些那边特有的高浓度雾霾。在主办方多次保证讲座内容不涉及任何政治话题之后，4月13日晚上，在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间讲堂里我终于见到了讲座的主讲人。他真的还活着，看上去活的还很有劲头。据说他刚刚在意大利获得了一项国家级的文学大奖，这次受纽约布鲁克林图书馆的邀请参加“国际作家系列交流活动”。岁月的痕迹不重，看来诗人这个职业不仅能够经历死亡，而且还能重返青春。

我在讲座开头简短的介绍中，肯定了俞心樵在中国诗歌界和思想界的地位。之后，俞心樵用朗诵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讲座。这一次他介绍了他最近整理的“截句”体裁的诗，在诗歌特有的节奏里用语言的空间感展开他每一个思想火花的蔓延。他那浑厚的男声让每一个词句都在听众耳边的空气中温柔炸响。可以看出，俞心樵的诗歌创作一直没有间断，岁月和苦难为他增添的不是挫折和平淡，反而是更多的积累和更宽的视角。

诗歌朗诵之后的嘉宾评议和与听众互动的环节再次展现了哈佛学术讲座特有的严酷。俞心樵在各种理论的逼迫和听众各方面的喜好中辗转腾挪，他无可奈何地推却了几个欲强加给他的时代责任和诗歌界的社会责任，为诗人的个人主义倾向做了诗意地辩护，同时他也接受了年轻一代朋友们对他诗歌本身和他诗人本人的喜爱。 

科学家韦见真先生也在事后回忆中有如下描述：

他的讲座开始了……

他说到：从生活的敏锐到语言的敏锐，诗人不应当仅仅是单向度的敏锐，诗人的敏锐应是系统性的敏锐……

他继续说：诗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当是一般学者的知识结构……诗有晦涩的特权，但如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式的直白则需要更伟大的能力……

有备而来的一些学者们打着“严厉的哈佛批判传统”的旗号步步紧逼，对此，他既有谦逊的认同，也有不亢不卑的反驳。比如有关一代名诗《墓志铭》的争论，他说：许多人完全脱离语境和上下文结构把文学作品中的“你我他”尤其是“我”直接视为作者本人，这是相当外行的阅读，也容易滋生道德主义至上的阅读和批评恶习，审美趣味的低下也是道德沦落的前提……

台上有评议嘉宾对俞心樵的诗歌过于精细化的解剖与投射，让台下的听众纷纷站起来为俞心樵辩护，尤其是很多美女粉丝的脸涨得通红，快哭的样子。有个美女学生站起来说：“我心里挺难过的，无论你们这些老师怎么说，我们年轻一代心里永远有俞心樵的诗歌，并且热爱着他，这就足够了……”在我看来，这才是哈佛学生的不畏权威独立表达的传统。哈佛作为世界最高学府的希望就在这些学生身上。

两位小美女周天歌和丁丁也有事后回忆文章。但由于她们太年轻，对生活中某些现象的复杂背景并不知情。因此，她们的回忆，似乎只剩下了美好的一面。是为记。）

以下是演讲提纲正文：

亲爱的哈佛的老师们和同学们：

今天，我带来一份有关中西方哲学的个人提纲。这份提纲是我从耶鲁来哈佛的前夜，坐在昏暗的路灯下写就的。因为屋内不能抽烟的缘故，还因为有些冷，我匆匆写下，难免有些零乱。好在，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到世界的最高学府来演讲更轻松的事情了。因为，我相信，以哈佛师生的高水准，我只要有个大概的提纲，有些问题，一笔带过，点到为止，你们自然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说是提纲，似乎也不确切。因为我的主题并不是那么明确。即便有个明确的主题，由于我习惯于跑题，又容易使本以为明确的东西变得模糊起来。当然，如果足够幸运，跑题也可能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有关中西方哲学，今天我想先列举三个哲学家的名字，他们是：古中国的杨朱，古希腊的狄奥根尼，现代法国的加缪。接下来，我谈他们，也不可能谈得太多。因为资料极为有限，只能仅凭记忆来谈。面对中西哲学史，我认为，在这里表达我的选择和态度，或者借题发挥，直接带出我自己的哲学观点，可能比对某些哲学家的哲学作出条分缕析更重要。再说，时间也不允许。大家的时间都是如此宝贵。

在这个美好的春夜，以梦幻的名义，我站到了哈佛的讲台上。同时，这分明又是一种现实和一个事实。我，作为一个文盲出身的人，站到了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台上，我希望我有足够的谦卑，但我同时希望哈佛的师生们不要有什么压力，更不要产生什么自卑感。因为，现在的我，与当年的文盲阶段的我，并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当然，如果说退步，我也早已Completely backed myself into my own being ，l have no more back to back into。

说到教育，我甚至想，理想的世界教育的蓝图是不应该有最高学府的。最高学府的存在，从理想的角度看，恰恰意味着教育的失败。我反对均贫富，但不是在教育领域；我反对按需分配，但也同样不是在教育领域；我反对上山下乡，但教育是最应该上山下乡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只要愿意，不问出身，人人都应当受到教育乃至最高教育。教育资源不应当集中在一个高大上的地方。精英教育在道德上并不那么值得荣耀。当然，受制于历史与现实，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平权，即使在美国，也还是一个短期内很难实现的梦想。这不是哈佛的错。

我想，等人类如果真到了更为理想的教育阶段，一个文盲出身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就是一桩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了。谁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是既不存在文盲也不存在最高学府的了。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最高学府，自我教育就是最高学府。但现在，如果说我也参与了教育，那么，与哈佛这样的教育正规军集团军一比，我就是教育的游击队员，我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也不需要根据地。

每一个人，作为局部知识的拥有者，我相信，人的盲点都要远远大于人的知识点。因此，在人与人的知识关系中，你知道的，我不一定知道，我知道的，你不一定知道。人与人最正当的关系，应当就是互为师生的关系。当然，我也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加以考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某些诗人会成为例外，因为诗人并不在人类约定俗成的任何知识体系内，诗人不是学者而是被学者。如果你真有学习能力，你将首先从诗人身上，学到空对空的技巧。然后呢，然后你将明白，诗人并不在空的技巧中。实际上，直接地，透明地，毫无挂碍地，诗人就在空中。诗人是一种由动植物混合甚至从万物中提炼而成的奇怪生物，诗人的根深深地扎在天空，然后像闪电一样倒垂着向大地向人间生长。

这样说下去，未免玄虚。但是，稍有哲学头脑的人都不会反对，只要不是故弄玄虚，玄虚实实在在是一个好东西。中国道家所谓，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或者像惠施所说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从文盲到文盲，尤其是从一个中国文化的文盲到西方文化的文盲，如果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那又未免矫情了。我肯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的，但那究竟又是些什么东西呢？或许我知道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是个东西。因此同时我又不是一个知道者，我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曾经以为知道的东西又不知道了。我想，苏格拉底式的坦诚应该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现在，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信仰的宣传者。那么，我是一个信仰的动摇分子和叛徒吗？我是一个自我矛盾者或自我的二律背反者吗？或者是一个吾丧我之后的既不主观也不客观的物自体？作为一个身份上的基督徒，我时常被异教哲学所吸引。我试图坚定地表达我的信仰，但实际上我充满了困惑，我更多地只能表达我的困感。

今天我的演讲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失望。前面我已经作了提示，今天我可能会暂时搁置诗学而偏重于哲学。因为诗学层面的东西，我已经讲得不少了，有些观念一再重复，意义不大。诗的东西，太个人化，在公众场合也不好讲。我需要从诗学中脱身喘一口气了。从我个人出发，有限地局部地甚至是偏面地而不是系统地反思一下中西哲学史。所谓反思，就是对我们所思想到的思想进行再思想。以便明了，我们为什么要思想，我们要怎样思想，我们又能思想什么？与物理学家的思想不同，我的思想主要围绕着一系列概念展开。知识的概念，人生的概念，宇宙的概念，爱与善恶的概念，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道或上帝的概念。诸如此类。但我反对我自己成为一个哲学家，因为哲学家往往只在书斋里处理一些冷冰冰的不及物概念。所以，如果出于必要，我也不反对我自己成为思想家，因为思想家的主要特征是必须把他内心的理念与热浪翻腾的现实相对接。思想家也不只是历史学家，思想家必须面对他的时代并且总是试图处理他的时代。思想家必须从理念走向行动。正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所谓思想家者，即便他死了，也仍然是活生生的诗人。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人不多，很少，相当少，非常少，极为罕见。就像今天，我作为一个文盲站在这个世界最高学府的讲台上，几乎就是孤例。坦率地说，千百年来，我也很少见到我自己。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可能是世界上种种哲学中最接近希腊哲学的。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一样，都貌似宗教，但都不是宗教。道教与儒教，都没有创世纪，因此也就没有末日审判。有天有地，但没有天堂和地狱。没有原罪。原罪论，创世论，一神论，人格神，都是令我困惑的。人从何而来？我似乎也不敢轻信进化论。我倾向于理性与科学，但理性与科学也不是万能的。上帝是万能的，但上帝难道不是人类虚构出来的吗？人类需要这种虚构。像诗歌一样，虚构的事物，已经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实体。虚构的正义原则，产生社会秩序，规范着人类生活，团结起分裂的人类。或许，在更深的幽暗层面，人类正处于世界性无正义的巨大虚无之中。

中国的哲学是更乐观更喜气洋洋的，人之初，性本善。我并不赞同。人性本无善恶。如果有，也是善恶集于一身。一个恶人身上有的人性一个善人身上必有，一个好人身上有的人性一个坏人身上也不会没有。只是善恶好坏程度不等而已。因此，抑恶扬善，变坏为好，乃是教育之正道。当然，作为哲学的变异另类即神话体系而言，中国神话，印度神话和希腊神话一样，似乎也是有造物主和创世纪的。中国的盘古开天地和女娲造人，印度的梵天造物和梵天弟子造人以及希腊的宙斯造物和普罗米修米修造人一样，但奇妙的是，它们似乎并没有形成需要借助教条、仪式和组织化的宗教传统。它们属于我所偏爱的泛神论系统。因为泛神论更符合哲学与诗歌的气质。粗略地说，哲学与诗歌，是个人的，艺术也是，但宗教必然是集体的，甚至是反个人的。

但在中国，似乎哲学也是反个人的，尤其是儒家或儒教。自从董仲舒Proposal of “abolishing all other ideas and worshiping only Confucianism”之后，儒教是实际统治中国最久的，也是被诟病最多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儒家似乎只侧重于入世，只注重尘罗世网中的人伦与俗务，只注重实用道德规范，而不讲超道德价值，虽然避开了道家的消极出世，但由于过于现实功利，而流于肤浅，甚至错误丛生。中国的漫长歧途与迷失，与此密切相关。更何况中国社会制度实际上是表为儒家内为法家，而法家实乃恶法，法家只为维护皇权而立法，因此中国走了更加糟糕的一条路。当然，如果你说，如果中国选择了道家、墨家、名家、阴阳家、乃至后来中国化的佛家，是否就能够更好了，我看也不一定。中国其他哲学，高级固然高级了，但因为不承认个人的地位，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接纳人的缺陷，不在社会层面确立最底标准，老想着人定胜天，或天人合一，或与万物齐，如此以诗人的标准要求凡夫俗子，反而导致社会与个人的底线的双重沦落。诗人的高标准只能在想象与虚构中展开，若要在现实层面强行统一推广，那就是恐怖主义。诗人在现实层面所要反抗的也正是任何高标准的强行统一。但诗人恰恰并不反对在现实层面建立普世价值的最低标准。诗人必须知道社会与人性的底线在哪里。当今中国与传统中国，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尤其中国的所谓精英阶层，几乎个个都会说出一套一套高标准的漂亮道理，而在实践层面，他们绝大多数仍然服膺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先撇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不谈。如果说传统中国，还真有不少温馨的令人安慰的地方。因为即便是儒家学说，也仍然有不少好东西。孔子仁义礼智信孝和他的三达命观点，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能说完全不好。孟子的恻隐之心、浩然之气和他的君为轻，民为重，社稷次之，这些东西，也都是好东西。当然，孟子对杨朱的批评，又暴露出孟子肤浅的一面。在我看来，作为中国个人主义的鼻祖，杨朱是中国最深刻也最具现代性的哲学家。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杨朱的欲洁其身的边界意识面前，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些东西又怎么能够得逞呢？但近百年来的现当代中国，自从激进共产主义运动横扫一切之后，中国终于戾气滔天苦不堪言。当然，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学说，我也认为不值得去反对它，它几乎接近了《圣经》的教义，那就是穷苦的人有福了，而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要穿过针眼还难。这是一种多么鼓舞人心的理想蓝图。马克思主义也不值得去反对它。说白了，百年来全世界都是马克思的学生。资本主义社会学到了规避资本主义危机的好东西，而共产党人似乎只学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是一种永无穷尽的斗争学说，一种恶化审美与道德的人整人的东西。对此，2013年我的纽约演讲中有简明扼要的论述。今天我就不展开了。近百年来的中国之所以空前地苦难深重，是因为传统中国即便坏，也只有一种中国自身的坏东西，而百年来的中国，在中国自身的坏东西上又加上了外来的西方的坏东西。那么坏，又贴上那么好的标签，喊着那么动人的口号。其虚伪程度已登峰造极。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and tired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 culture，and even his contemporary，so I turned my eyes more to the west。那么，西方又究竟怎么样呢？

以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为线索，我曾经试图尽可能多地去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但最终，我认为放弃这一不可能完成也没有必要完成的任务才是更明智的。我只能随遇而安零零星星地去读上一些。好在我一直没有放弃思考。当然，有时候，思考也会带来愚蠢的结果。

说起西方哲学，言必称希腊，肯定是没问题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比他们名气略小一点的比达哥拉斯、巴门尼德、伊璧鸠鲁，斯多葛派的芝诺、以及晚期斯多葛派的罗马皇帝奥勒留。最近我就又在重读奥勒留的《沉思录》。当然，马其顿皇帝亚历山大可能更有名。因此希腊哲学家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犬儒派的狄奥根尼对亚历山大的态度。当时，亚里士多德的这位宝贝学生亚历山大已经通过武力征伐建立起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的泛希腊帝国，作为世界的征服者在询问像狗一样清贫的狄奥根尼“我能够为你做点什么”的时候，当时狄奥根尼正在晒太阳，狄奥根尼回答“你现在能为我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我走开，别把阳光给我挡住了。”当年的犬儒太清高了，与后来的犬儒云泥之别。他们也不像后来的哲学家非得故作高深折腾出什么体系来，而是倾向于用乞丐也能听懂的语言讲一些最根本最简单的道理。亚历山大创建的庞大帝古早已烟消云散，而狄奥根尼却万古流芳。狄奥根尼的平等主义和世界主义，乃是现当代社会的主要趋势。平等主义与世界主义必须具备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个人主义。正是在这里，我可以这么说，古希腊的狄奥根尼就是古中国的杨朱，而古中国的杨朱就是古希腊的狄奥根尼。那么到了这里，我还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诗人和思想家，在至高的存在面前，总是有着无穷无尽的谦卑的，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总是更亲近真正诚实的人，但在恶俗社会的权力、财富与所谓的名誉面前，尽管不必总是蔑视，也应当有所超越。真正的诗人与思想家，是让皇帝也羡慕嫉妒恨的人。世界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在见了狄奥根尼之后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说“我要不是亚历山大，我就做狄奥根尼”。

沿着狄奥根尼留下的若隐若现的线索，后来我找到了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维特根斯坦、加缪。我当然也喜欢过黑格尔，但只能部分地喜欢，我也喜欢培根，但我更喜欢画家培根，但在画家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之间，我更喜欢后者。我也喜欢康德，甚至，我还喜欢过萨特，但作为文学家的萨特比作为哲学家的萨特显然更有魅力。而作为一个人，萨特是很失败的，至少是晚节不保的，就由于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极不得体的辩护。我一直在想，萨特、海德格尔这些哲学家为什么能够心甘情愿为邪恶势力效力？与他们一比，加缪无论在文学上和哲学上，显然是更加靠谱的。在诗歌方面，我也一直有一个疑问，像庞德和博尔赫斯这两位大诗人，是否因为曾经一度与法西斯主义者走得太近，而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资格呢？而萨特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与他在获奖之前尚未暴露出那么可疑的倾向有关。世界正在加速沦落，到如今，诺贝尔奖本身也已经变得有些找不着北了。

我不知道加缪之后，哲学是否就算是终结了。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我也曾经喜欢过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德里达、伽达默尔等人，但是深得吾心的仍然是加缪。他的《鼠疫》，他的《堕落》，他的《局外人》，他的《反抗者》，他的《卡里古拉》，他的《西绪弗斯的神话》，他的《夏天》，他的《流亡与王国》，他的最后的尚未完成的《第一个人》。他的与不要脸的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的决裂。读了加缪之后，任何人不必急于超越二元对立。这个几乎从不娱乐的即使在荒诞剧中仍然关心人类命运的人。这个用词而不是用概念写作的诗人哲学家。这个终生保持了童年的人，为了追求自由，被迫成为男子汉。追求自由就是追求美。这个在贫穷中从不怨恨的美男子，他有资格把母亲置于正义之前。因为贫穷并非幸福生活的障碍，偏见、仇恨和愚蠢才是障碍。怎么说呢，反正，我喜欢他的《反与正》。

哲学已经终结了吗？哲学不可能终结，不可能像加缪那样死于非命。在诗人的诗作中往往有着比哲学家的哲学更深刻的哲学。那是大自然一样活生生的思想，与现实的欢乐与苦难血肉相联。西绪弗斯仍然在往山上推那块石头。一次次滚落又一次次重新往上推。这块石头就是人的思想。生命必须在这样的思想中徐徐展开。或许，我们仍然有必要像加缪那样以希腊的均衡思想作为参照。那是一种南方的思想，一种地中海的思想，一种阳光灿烂的思想。

由于时间关系，我想把话说得更直接一些。在当今世界，哲学是否仍然有一个正义的人道主义的方向？现代文明的最基本标志，当然是宪政民主和法治精神。在此基础之上，有关神的概念，无论是实际存在还是出于人类的虚构，都仍然是必要的。但是，诸多文明国家，包括文明国家中的最高学府，包括所谓的以哲学为职业的人们，如果完全不顾及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专制极权国家，不顾及数量巨大的人众还在困境与险境中遭受折磨，以为那是与己无关的事情，对其不仅不加以设法阻止，反而与之贸易往来甚至轻浮地眉来眼去搂搂抱抱。如此，所谓文明国家的文明究竟何以值得标榜？如果两国之间可以把人权都当作生意来做，如此，所谓现代文明社会在性质上岂不仍然处于奴隶社会？Damn it, cheating！今天我发出的这一疑问，不管历史上其他哲学家反应如何，但我相信，我的这一疑问，一定会得到杨朱、狄奥根尼和加缪的在天之灵的点赞支持！

（2016年4月11日，写于耶鲁）

俞心樵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科学与诗歌的当代危机

女士们、先生们：

这个原本拟议安排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演讲，由于主办方考虑到要让更多人参与进来，最终移至一墙之隔的普林斯顿大学的Frist校园中心。说一墙之隔，只是为了表述距离之近。这是一种中国习惯，因为中国的墙最多。普林斯顿和整个美国并没有此类意义上的墙。墙在中国语境中的意味，早已经与安全与温馨背道而驰，它带给中国人更多的是挣扎的经验和屈辱的记忆，它与谎言和暴力一样，都是抑善扬恶的专制极权国家的土特产和传家宝。

感谢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和普林斯顿大学中美联盟的联合举办！感谢主持人滕彪博士！感谢我的北大老友们尤其是季敏虹女士的多方帮助！感谢我的夫人齐嘉树博士和我的小儿子俞古诺！无论走遍海角天涯，愿他们始终安全、健康、快乐地和我在一起！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嘉宾和各位朋友！

今天我的演讲，将从爱因斯坦开始。

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在德国上台之后，拒绝与法西斯暴政合作的爱因斯坦再也不可能回到德国了。

于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成为了科学家和科学的避难所。爱因斯坦从应聘直到逝世，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多年是在美丽的普林斯顿度过的。当年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许多美国名校争相邀请爱因斯坦，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普林斯顿。如今，我倾向于选择在普林斯顿安家落户，不可能与爱因斯坦对我的影响与吸引完全无关。

​据说，由于地处纽约与费城的中间，普林斯顿是美国上流社会的首选居住地。我在这里有若干美好的朋友。我不知道他们算不算上流社会，如果他们不算，那我就真的不认识什么上流社会的人了。人的智慧有高下之分，人的品德有贵贱之别，但人的社会地位也非得分出个上中下，这历史性的丑陋现象，岂不可笑？

但是，人格与人权上的平等要求，如果演变为在思想领域和精神领域或在创造性领域不加区分地大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那就不仅仅是可笑了。尤其是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庸众在一切美好而高贵的事物面前所展现出的轻狂与愚蠢，傲慢与偏见，这给人类文明带来的劫难并不亚于核爆炸。

我是否可以作出如下判断，曾经短期地被华盛顿确立为美国首都的小小的普林斯顿，可能是北美大地上名人或伟大人物最为密集的地点了。罗素、奥本海默、哥德尔、冯•诺伊曼、纳什、麦迪逊、威尔逊、肯尼迪、艾略特、费茨杰拉德、尤金•奥尼尔、默里森、小平邦彦……不胜枚举。当然，我也乐意于在今后列举出更多美好的普通人的名字，因为通常情形下，这一类普通人身上的人性光辉更能够温暖人世慰藉人心。

毫无疑问地，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爱因斯坦，是天才中的天才，大师中的大师，名人中的名人。神说，要有牛顿，于是就有了爱因斯坦。

在这位科学巨人逝世达半个世纪之后，我，一位有着东方背景的诗人，由于近乎相同的痛苦而孤独的命运，来到了普林斯顿，并且能够在爱因斯坦曾经长年工作的这个科学圣殿发表演讲。何其巧妙，此刻我们同在的这个大教室和讲台已成古迹，刚才还有不少人远道前来参观，它正好是当年爱因斯坦给大家上课的地方。

在此之前，我在美国南方的大森林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谢绝了其他的一些活动邀约。除了陪伴着我两岁半的儿子玩耍，我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用于独处，哪怕仅仅只是闭目养神或抽着烟斗发呆也比某些社交活动更加美好。

​但今天的这个演讲终于使我走出了大森林。原因有三，其一是为了向伟大的爱因斯坦致敬；其二是由于核武竞赛与人类道德状况的空前的危机；其三是为了履行我对我的朋友滕彪博士的承诺。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这其中仅仅出于友情的召唤而不包含神的恩赐，我又如何能够站在这样一个神圣的具有避难性质的讲坛上？

如果人类文明更为博大精深的维度与向度是必要的话，那么，请允许我斗胆一问，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是否也能够甚至于是否也应当成为诗人和诗歌的避难所？

由于政治伦理道德的败坏，由于人性普遍地沉溺于方便之恶而不断降低审美标准和幸福标准，针对爱因斯坦私德的丑化已在坊间流行了大半个世纪。比如他同时爱上两个女人，比如他的私生女问题，比如他在瑞士苏黎士求学时数学考了个F（其实相当于 A）， 比如他科研成果上的剽窃抄袭，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中有多少是出于反犹太组织的诽谤，变态小人的抹黑和科学同行的嫉妒贬损？再说了，一个人同时爱上两个或更多个人，有何不可？如果非得说这就是丑陋，那就远远不是一个人的丑陋了，那难道不是全人类的虚伪与丑陋？当然，如果你愿意只爱一个人，这也并不算什么丑陋。

​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爱因斯坦在光量子、宇宙论常数、引力波、博弈论等多方面的理论贡献、以及他的理论为原子弹、氢弹所奠定的基础，他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以及他的家喻户晓的伟大公式E=mc²，以及他所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奖。众所周知，就近代物理而言，几乎每一个大问题里都有爱因斯坦的卓越贡献。如果仅止于此，或许爱因斯坦本人也不会把爱因斯坦自己太当回事。就像人类中的优异者从来不会把仅仅为政治乃至为暴政效力的知识分子当回事一样。

爱因斯坦更重要的贡献在于，他对科学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哲学反思和对人类整体命运的思考。他对人类正义的信念与奉行。他对人类自由和尊严坚定不移的维护。他那追求真理但从不以真理自居的坚韧而古朴的风范。他为世界人权事业与和平事业的持久而影响深远的呼吁。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也尝试着进行诗歌创作。在逻辑与直觉之间，他对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关联性的论述独到而非凡。对超越个人利害与意志之物的信念与热爱，使得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爱因斯坦都是知识分子的伟大典范。

这并不意味着爱因斯坦就不会犯错误了。但爱因斯坦所犯的错误，不是炒冷饭的学究和从来不敢冒着风险的庸众所犯得了的。爱因斯坦理论中留下的某些大到足以让千万匹草泥马呼啸而过的裂隙，已经成为了今天我们探讨宇宙的一个主要途径和主要工具。

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在人类智慧和勇气的第一线，也能够犯下几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精彩而别开生面的错误。仅就犯错误而言，我想，我绝对不会输给爱因斯坦。

二三十年前，我曾经读到过爱因斯坦与弗洛洛伊德之间的通信。如果我的记忆无误，他们的这次伟大的通信正好发生在纳粹德国的战火燃遍整个欧洲之际。为了阻止世界的毁灭倾向，他们向知识界发出呼吁，既然那一类混蛋都有如此强大的联盟，文明的生产者与守护者为何不能在正义原则上团结起来？今天，我走出孤僻的大森林，再次发出同样的呼吁，不止针对某个国家，而是面向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因为时至今日，极权主义、国家恐怖主义、乃至充斥于民间的谎言和暴力，仍然严重地威胁着整个文明世界。

​今天这个演讲的引文部分已经太长了，远远超出了常规。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出于信任。我相信今天在座的诸位，以你们的学识涵养，完全能够理解并且原谅一个诗人的反常规表达。或许，这个引文的价值并不低于正文也未尝可知。无论如何，这个引文应当被视为以下正文的有机部分而不可分割。但是如果有人一定要分割肢解或者断章取义，那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言归正传。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科学与诗歌的当代危机》。这个题目相当宏大。谁又能轻而易举地谈好这样一个题目呢？如果在浪漫主义时代，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倾向于宏大叙事，但到了荒诞感日趋加剧的现当代，诗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对事物的种种关联性进行细微处理，正如加缪所一再强调的“细微思想”。加缪曾经指出，荒诞并不通向解放而是深陷于相互羁绊。

无论是宏大还是细微，都与根本与否直接相关。请记住，宏大并非空洞，细微并非琐碎。虽说诗歌在理性层面，和科学一样，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但诗人的主要任务，不是一般化地讲道理，而是超越逻辑甚至同时超越理性和感性地对存在的奥秘进行思辩与抒情，是持续地对人类社会根本问题进行直觉的把握和独立自主的发言。诗人与天地往来而又敢于孤独，诗人反对集体主义而又敢于团结。诗人为何如此？由于时间关系，不解释，不展开。

何谓科学的危机？答案相当简单，科技普惠于人类的事实已不容置疑，但人类需要的是力量而非暴力。当核爆炸的蘑菇云冲天而起，科技所产生的核武器已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和科技自身。

就别说核武器的爆炸了，那意味着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它直接意味着人类生存历史的终结，而且不可能有任何一位见证者。仅以被核废料剧毒污染过的地方在20万年内人类都不适于生存而言，想一想就够可怕的了。十微克致人全身溃烂而亡，平均每50微克毁灭一平方米土地，以一吨核废料可以毁灭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计，地球的总面积才5 .1亿平方公里，人类已有的核废料已足以毁灭40多个地球。

​如此深重的危机，我们还能诗意地栖居下去吗？我们接下去还怎么玩？如果科学的发展只是一根筋地找死？那么，我在此建议，请回到石器时代，请回到棍棒刀剑的冷冰器时代，请回到缓慢的田园诗时代。

回去已经不可能了。诗人只是喜欢白日做梦而已。但弃核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弃核的具体时间表将由政治家来制定，弃核的技术问题将由科学家来落实，弃核的梦将由诗人来做。当今各国的科学家们和政治家们，你们何必如此匆忙，请慢一点，请安静，都来听一听诗人在说些什么，可能正是时候。

大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最大的焦虑莫过于核焦虑，更准确地说不是核能源而是核武器的焦虑。它直接意味着人类全体的毁灭与浓郁得化不开的末世论。如此悲剧性的讽刺导致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为人类所贡献的光明几近于成为了光明的反义词。

严格而言，这么大的麻烦，并非科学家们而是政治家们造成的。难道不是吗？考察整个人类历史，政治家们更多的是麻烦的制造者而非麻烦的解决者。人类已经不再有别的可能性了。剩下的可能性在于科学与诗歌如何通力合作，如何在爱与救赎精神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致力于解决由政治家盗用科学成果而导致的如此根本而迫切的生存危机。

何谓诗歌的当代危机？要回答这个问题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了。科学与诗歌，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翼，一翼向外，一翼向内，使得人类文明的飞翔如此神奇而不可思议。

作为一位诗人，我有责任在此补充说明，在人类文明中，诗歌因其最为古老而具有了源头性。请注意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动物也会画画，动物也会唱歌，动物也会舞蹈，动物也会建筑，动物也会使用工具（科技），动物也会政治那一套，但是动物就是不会写诗。

人类诞生于文字语言发明之时，诗歌作为文字语言的最高艺术命名了人类与万物的存在。正是文字语言所构成的诗歌而不是别的动物也能的东西将人类与动物区别了开来。即使是上帝，也只能在人类语言的巴别塔上做些手脚。你很难想象，从人类诞生以来到人类消亡，会有哪一种创造发明比文字语言的创造发明更伟大也更为根本。我们现在的电脑和手机，无论怎样更新换代，它们仍然只是文字语言的载体而已。

政治无法成为人生之目的，科技也不能。至于哲学，海德格尔在印证了荷尔德林之后如是说，语言乃存在之家，而哲学只不过是寻找诗歌的一个途径而已。

宗教和信仰问题，也不妨在诗歌中加以上下求索。诗歌虽然触及苦难、痛苦、孤独和绝望，但诗歌永远致力于希望。如果痛苦仍然不可避免，诗歌将致力于超越所有低级的快乐；如果死亡必将到来，诗歌将为人类留下一座不可摧毁的纪念碑；诗歌将以最珍贵的记忆尝试着召唤人类的复活与永生。诗歌通过语言并且以语言超越语言。诗歌几乎是唯一一种并不滞留于语言的艺术。诗歌并不习惯于提供定义和结论，诗歌只倾向于暗示或启示。由政治、科技和资本所主导的现实并不等同于真实。凡被遮蔽的必将由诗歌呈现，凡被颠倒的必将由诗歌再颠倒过来。当其他东西都不能成为人生目的的时候，诗意地栖居，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上上之选。

而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与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善与爱在一起，就是对真与美保持足够的敏锐、好奇与热情。进而言之，对人性究竟能够恶到什么程度保持足够的想象力和洞穿力。但不要被任何邪恶势力所吓倒。对的，不要有太多的恐惧和忧虑。最好是尽可能开开心心地去与种种假恶丑展开较量。要较量，不必非得殊死较量。更无必要过早地宣称心中已经没有敌人。只是应当留有余地。恨不解恨，端赖爱止。并无必要非得置任何敌人于死地。应当对人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善恶集于一身，谁都不能例外。简单地定义好人坏人是没有意义的。二元对立，非白即黑，这是专制极权系统愚民术的洗脑结果。诗歌作为教育中的教育，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当舍弃抑恶扬善的道德任务。

那么，究竟何谓诗歌的危机呢？很显然，现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比刚才要容易些了。诗歌的危机来自科学的实证主义和无神论的泛滥成灾，来自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与政治的粗线条强行捆绑之后所导致的对人类意识和精神活动的扁平化与单一化。

科学与政治的有用与有为的观念，与诗歌的无用与无为的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正日趋激烈。

我并不反科学，所以我并不支持“君子不器”，我也并不反政治，所以我也并不支持“无政府主义”。

值得警惕的是，科学和政治往往成为了反诗歌反宗教的急先锋。若无永恒气息，先锋又算老几？若无永恒气息，先锋又算老几？但今天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若无对人类意识的扁平化、单一化和粗鄙化的干涉与反制，所谓诗歌的当代危机，难道不是自作自受活该如此吗？

现在再来顾及前面所提及的避难所问题。诗歌和诗人真的需要一个避难所吗？尤其是对于一个来自古老东方国度的诗人而言？秉持着“道法自然”的传统，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虽然苦难深重，但无碍于渊静自定。在核焦虑时代，记忆所及，震惊于老子、庄子、 王阳明直至甘地、泰戈尔、克里希纳穆尔提这些东方智者的反科学倾向。我自己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倾向，而作为一个科技挂帅的不以复杂为耻反以复杂为荣的当代人又终归于不能将这一倾向过于强化。

在此我又不得不作些简单直白的提醒，当今世界，静下心来听一听上述东方智者们究竟都说了些什么实在是大有必要的。科学与政治，不仅有为，而且强为，甚至胡为，悖逆于返朴归真的自然属性，必遭报应。

​这报应已经来了，这报应就是核爆炸的蘑菇云，这报应就是艾略特所预见的荒原景象。艾略特是否就是在普林斯顿预见到了爱因斯坦会在普林斯顿给罗斯福总统写那样一封彻底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信呢？

让我们在最危险的时刻，再来听一听东方智者的声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如果说整个东方都不足挂齿，那么，就再来听一听同样古老的西方自己的声音：“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然而，科学又有什么过错呢？科学家又有什么过错呢？科学如果有过错，难道科学造福于人类的事实还不够显赫吗？难道科学于人类的利益没有远远大于科学的过错？

是的，科学太好了。科学还要继续发展，哪怕是以找死的节奏迅猛发展。如果没有足以毁灭人类的核武器，我们完全可以说，科学和诗歌一样美好。

由于诗歌的无用而无不用，由于诗歌的无为而无不为，由于诗歌超越于实证主义而以心心相印为能事，如有必要，就让诗歌成为科学的避难所吧！

接下来，诗歌是否还可以成为政治的避难所？是的，我说的就是政治。难道政治和政治家的原罪区别于所有人的原罪？难道政治家更需要被救赎？

当今世界，有许多问题都有待再议。愿上帝饶恕我，为什么我仍有困惑？比如，任何宗教是否都有导致极端之嫌？此刻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历史上的那些宗教战争。我赞成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站在传统诗教的立场，我不妨说，诗歌是永恒的科学与政治，而科学与政治，在最好的情形下，都可能只是短暂的诗歌。

​如果全世界的政治家都像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和他们那些卓越的继任者那样，如果政治也能赢得深邃浩大的思想性与精神性，那么，政治岂不是差不多也和诗歌一样美好？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政治与诗歌，别说差不多，哪怕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还就是不行。但是，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这并非诗歌的特权，这也并非科学所擅长，这更多的是政治所干的勾当。

科学与诗歌的当代危机，除了来自科学本身和诗歌本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理所当然地应归咎于政治伦理道德的败坏。比如政治对任何领域的越界冒犯，比如政治对正义原则之上的普世价值的反叛，比如对差异性予以充分尊重的政治正确正在遭受的威胁，比如某些宪政民主国家至今仍在与某些专制极权国家眉来眼去做买卖，完全不顾及诗和远方地苟且着。真是太不要脸了。而诗歌就是人类文明的脸。当代人类是否把自己的脸都给丢尽了了？

诗歌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的，对于拜物教的市侩和以食为天的庸众而言，诗歌一点都不重要。诗歌属于高度自治的王国。诗歌拒绝成为权势与资本的殖民地。因为诗歌的现实是由梦想、灵魂和生命本身所主导的现实。也许面对以趋炎附势为时尚的当代现实，我如此天真而不合时宜的言说，仍然只是痴人说梦；也许我带着诗歌自身的奥秘，已经走得太远太远；也许我有病，整天飞来飞去，终于飞到了无人理理睬的地方。

但是警钟早已敲响，接下来将是丧钟。偏偏有人要僭越上帝，以真理在握的道德审判官自居，要将天然具有自由秉性的诗歌逐出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比道德领域以悖离正义普适原则的机会主义更可怕的？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而不是用来控制和审判他人的，信仰是用来救赎自我并且通过解放自我从而关爱人世的。就此而言，我们不难找到那些极权国家道德状况空前沦丧的根源，在需要创造力的领域，他们毫无创造力，偏偏在道德评价系统中充斥着臆想和捏造的所谓创造性，这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的灾难。

就像当年希特勒为了达成反犹太人的目的，哪怕这个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但仅仅为了反犹太人，也一定要创造出犹太人。仅仅为了维持谎言和暴力的合法性，他们必须与充满奴性的庸众一道，去定期批量地创造出敌人。仅仅出于他们任意的需要而不必凭借任何根据。恰如东方某特色国的体制，既不科学，更无诗意。极度膨胀的只能在鲁迅著作中才找得到对应词的赵家人赵家奴赵家狗的谎言滚雪球模式，为无辜者们扣上了一个又一个就连卡夫卡也想象不到的罪名。更有甚者，披上反专制极权的伪装，以求真相的名义，实则积极配合官府，与有司保持一致口径，对无辜者或冤屈者进行大肆泼污。

​请允许我在今天的专题之下小小地跑个题。讲到中国的民主转型，二十多年前，如果非要论激进，恐怕也没几个人比我更激进的了。我也因此付出了长年与世隔绝的代价（有关我的当年事迹不妨参阅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博士的回忆文章）。但激进不是资格和特权。激进只能要求自己而不可强求他人。我始终认为民主的转型需要多方面多层面的合力。虽然我也对改良派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我对那种自以为正确，以为口炮万能，自身不敢碰红线同时又不不容于任何其他可能的途径，甚至对有底线的温和改良派也要加以恶毒咒骂的那一类人更是不能苟同。我知道今天这个演讲的主持人滕彪博士是支持口炮党的，但我不相信滕彪博士会支持某些人格低劣的口炮党的言行。对配合专制极权的无底线者应当痛批，对底线之上的改良派或公知也不是不可以理性批判，但如果进一步泼污抹黑也就太肮脏下作了。在底线之上，应当允许他人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比如我自己，近些年来，回到文化与艺术本位，回到家里守护着孩子，安安静静，干干净净，与国内外任何形式的组织都保持适当距离，这并不能成为你们攻击丑化我的理由。以我在中国九死一生受谤被毁之深，我深知善心与同情心、以及公正待人是何等重要。我倾向于温和，只是为了不让自己陷入任何一种丧失理智的极端的意识形态之中。温和并不是软弱。愿上帝饶恕我，我还不是那种左脸被打还会让出右脸的人。若有犯我者，我必还击之。这没什么好客气的。民主为什么能够成为世界主流？简而言之，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至少在人权与人格上的相互尊重。如果没有对他者人格与生命的起码尊重，那样的民主革命究竟要来何用？况且还只是停留在安全的酒局和麻将桌上鹦鹉学舌地喊革命口号的阶段，就要对灰色地带的或底线之上的温和改良派都不放过。一个私底下淫乱不堪的轻薄之徒，上网就大骂公知为傻逼。这样的人，即使不是窑洞党，也是潜在的窑洞党。

这样的“奥斯维辛”时刻，我们更有必要回到诗歌中来。但是，如果诗歌还坚持沉溺于无欲无用无为，继续陶醉于自圆其说的天人合一而不顾及客观世界，冷漠迟顿于普世价值，远避民生疾苦和社会政治风险，却热衷于拉帮结伙公器私用在毫无公信力的奖项中妄想着人生的成功，东张西望地在诗歌圈玩一辈子鸡毛蒜皮排资论辈划地为牢的小游戏，完全地逆向于浪漫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诗歌究竟有何出息可言？在极权的默许、操纵与鼓励下，加以资本辅助，通过对审美的败坏进而败坏道德。劣币驱逐良币。甚至越恶劣越得势，越恶劣越赢得良好声誉。人们在浮皮缭草的信息漩涡中忙得团团转，不能慢下来，不能静下来，不能多花点时间，不能多用点心，去深入经典，去深入自己的生活与生命。许多方面高速度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体人类安全和幸福的绊脚石。至于宪政民主国家中的状况，还有待我继续考察。所谓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其所指，正在于此。这也是诗歌在当代的最根本的危机之一。

和自然一样，和宇宙万物一样，诗歌是玄虚的而不是故弄玄虚的，诗歌是神秘的而不是神秘主义的。诗歌与科学的方法论不同，但同样肩负着持续地向着未知和可能性空间开拓的重任。我们已经知道，政治的神秘主义是为了等级制和小集团的利益，武术的故弄弄玄虚是为了曲线敛财和直接挨揍，其他任何术业的装神弄鬼都是为了扩大庸众与蠢货的市场。而诗歌的玄虚与神秘只是为了保持诗歌本身的特征。

历史已经证明，诗歌的玄虚于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弊。历史进步证明，没有梦，生命不完整，没有诗，古今中外不生动。如同来自上天的礼物和奖赏，如同人类文明须臾不可离的空气，诗歌靠自身的魅力而存在。因此诗人不是职业，更不需要职称，诗人的身份更是多重叠加、难以单一而定。既不是神，也不是鬼，诗人的核心身份是堂堂正正的人。虽说诗人也难以免俗，但诗人必须脱俗与超俗。诗人必须反对平庸与恶俗，但首先是反对自身的平庸与恶俗。诗人感受、考察乃至眷恋着某物或万物，但诗人反对心为物役。不到万不得已，诗人也无须谋求任何世俗地位和世俗认同。诗人是骄傲于由权势与物欲所主导的世俗社会的。诗人只在浩瀚的宇宙和至高的存在面前有着无穷无尽的敬畏与谦卑。伟大的诗歌总是处在人类精神生活的中心，实际上被边缘化的只是在低品质系统中恶性循环的诗歌。

但是，另有一种边缘化却并不是一件坏事。我说诗歌处在人类精神生活的中心，并不意味着诗人非得自我中心主义，或是诗人非得身处热闹场所。恰恰相反，作为诗人，尤其是历史性的诗人，在他所置身的时代，往往是越边缘化越好。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不学诗你就会变成哑巴了。照我的解读，如果你不学诗，你一辈子所说的话多半都是套话空话废话甚至假话；更严重的是，如果你不学诗，你一辈子都不可能说出你自己的话。我们的现实生活形态，是由语言塑造出来的。有什么样的语言，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伦理理道德系统。而这一切，几乎都是由是否具有诗歌美学和强大的思想能力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诗歌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但并非写诗的就是诗人。有些人以小说的形式写诗，有些人以画画、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的形式写诗，有些人以哲学和宗教写诗，有些人用数学和物理写诗，有些人直接以身体或其他更出人意料的方式写诗。当然，如果运气足够好的话，有些人也可以用政治写出诗来，而且有可能就是伟大的史诗。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人以艺术为生命，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以生命为艺术。

这样说开去似乎有点儿不着边际了。或许只是为了契合今天演讲的题目，我不得不兼顾广义的诗歌和诗人。真正的诗人总是在狭义的文字语言层面的胜出者。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并非写诗的就是诗人，并非名气大的或者获奖多的就是诗人，哪怕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我们也只应考察他的作品本身以及他的个人历史。对中国环境中的汉语写作者而言更是如此。而要谈论诗歌的当代危机，如果不涉及中国的话，还真是不那么好谈。

官方的文学已经够糟糕的了，尤其是在靠贴标签来混事的中国。那种以为只要是民间的就一定比官方的好，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笑话。遍地都是吓破了胆进而脑残不堪的各种写作，以“先锋”、“前卫”、“实验”、“学院派”或“民间”的名义，以“人人都是艺术家”或“全民创业”的名义无底线地“大跃进式”地降低诗歌精神和诗歌技艺的门槛。所谓先锋，尤其是中国式先锋， 已经成为无能的代名词，已经成为脏乱差的代名词。

以为一贴上“先锋”的标签就当代了就现代了就后现代了就了不得了，就要宣称自身以外 的其他写法“过时了”而大加排斥，巴不得宣称时间也过时了，如此无视差异性和复杂性地急于一统江山，这仍然是极其粗鄙恶俗低级下流的专制极权的中国特色老模式，这与抢占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给政治异己者扣上罪名以图搞倒搞臭的迫害传统并无二致。

这还不仅仅只是毒素难解的思维习惯和文化模式而已。今天我有必要再次强调，在事实上，勾结或配合官府对他们看不顺眼的人或有现实担当的人进行孤立、丑化、诬陷和迫害，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诗歌界的极其邪恶的现象之一。由于时间宝贵，在此我就暂时不一一点名了。他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上一些耳闻目睹者的记忆中包括在网络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罪证。妄图以法不责众的名义，将罪责推给制度以逃避历史的追究，一边不断作恶一边提倡宽恕，这样的人在中国难道还嫌少吗？

先锋地远离政治不碰政治的荒诞剧已经闹得够久的了。事实上却向极权谄媚急于为奴，这还叫远离政治？先锋地只敢在诗歌圈内争名逐利玩一辈子小政治，这还叫不碰政治？普遍的自我阉割成了暴政的温床。为安全起见，他们甚至恨上了敢于向极权统治挑战的人。

真正的先锋与实验，往往在集大成者那里。虽说诗人有着反对任何公共定义的本性冲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可以闲置于普世价值之外。诗人的个性与特殊性应当兼有共性与普遍性。由于文化视野、政治视野与人生格局的狭窄，小诗人总是慌慌张张地急于先锋，急于在小圈子内大搞人际关系，急于在各省市县各乡镇村开宗立派做掌门人，急于做小江湖小山头的爷，哥们儿几个像搞朝鲜泡菜似的各自泡制出几个奖项相互之间轮流颁发搞得一年年到头好像始终生活在荣誉之中。小诗人总是嫉妒心泛滥，为了以次充好，总是试图去贬损或毁灭比自己更好的人。罗素，这位当年和爱因斯坦一样也在普林斯顿长住的思想家曾经深刻地剖析了嫉妒的特征，描述了嫉妒作为智力与道德的双重缺陷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而在当今中国，如此这般先锋而著名的小诗人可谓遍地都是。这里小诗人的小，显然包含两个意思：诗歌水准的小和人格之小。前者只是能问题，无可厚非。这里重点批判的是后者或两者兼而有之者。就在小诗人大搞人际关系的时候，岂不知，大诗人早已安安静静地与永恒搞好了关系。诗歌的最大危机在于有太多的所谓诗人已经成为了诗歌的败坏者。至于中国的其他种种行业，亦可对照此论，看一看是否都能够幸免于外。

​诗歌当然可以为艺术而艺术，诗歌也可以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但诗歌更大的荣耀却来自于对历史的梳理，来自于对当代现实的审视和担当意识，来自于歌德意义上的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们上升的力量，来自于但丁意义上的穿越地狱和炼狱之后的爱，以这样的爱，推动万物也推动日月星辰。

那种中国式的明哲保身或选择性失聪，并非诗歌应有的智慧。没错，诗歌是精英的，诗歌是个体的，诗歌可以在低质量循环的小圈子内自恋自淫自鸣得意，但诗歌更是人类的庄严而快乐的事业。诗歌的诅咒中兼有祝福之心，诗歌的仇恨中兼有爱之品质。伟大的诗人正是如此，他不会受困于种种迟钝的习惯于打套路的学院式理论，他可以化虚为实，也可以化实为虚，他几乎可以将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集于一身而最终达成和谐一致，他甚至试图以自身的种种疾病与幽暗来维护人类整体的健康与灿烂。

感谢邀请方的慷慨包容，给我规定的演讲时间显然已经超过了！感谢大家耐心听完一个诗人的梦呓！粗疏之处，将在接下来的互动讨论环节稍作弥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但愿我有足够的好运气，我的意思是，但愿我已经提前实现了至少犯下一两个类似于爱因斯坦那样的错误的梦想。

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是空灵和诚信、飘逸与笃定。由于如今我所置身的语境与以往已经大不相同，说到最后，甚至于爱国主义，我也并不完全反对。如有必要，我也可以爱国，但此事并不值得四处张扬。爱国不可以只是挂在嘴上。苦难不可以总是被消费。

有关科学与诗歌的当代危机，就像爱因斯坦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是说不完的。但今天我己经说得八九不离十了。当你历史性地考察整个人类文明的时候，你将不难发现，诗人的高级的胡说八道往往更能够击中要害。所有低级的一本正经都将损害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各种宗教的各种高级，数千年来仍然争议不休。多亏真正的信仰从来不是用来争论的。但诗歌的高级——因其坚守着人道主义的底线——因其规劝并且约束着毫无节制的政治与科学——诗歌的高级在各民族中已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只是国境仍在，人类以身外之物造成的困境几乎没有了边界，用美来拯救世界的条件还远未成熟。我深深知道，在这个真正的美人已难得一见的世界上，并没有多少人了解真正的诗歌和诗人对文明的滋养与提高作用。没关系， 这并不要紧，因为真正的诗歌与诗人，自有定数，自古尔然。

最后，我有必要再说一句，无论诗歌多么高级重要，请以平常心待之。

如果我以上的发言都错了，那好吧，我错我的，让你们去对吧。诗歌可以错，但诗歌的错，至少无损于世界；科学和政治也可以错，但科学与政治的错，必将无一幸免地危及全体人类。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勿谓言之不预也。

再次感谢大家！

这是一篇为在某大使馆一个纪念聂鲁达的活动专门写下的演讲

（这是一篇为在某大使馆一个纪念聂鲁达的活动专门写下的演讲，演讲稿写好后，才知道活动不能如期举行，如果延期举行的话，因我另有旅行计划，也不可能专门返回来参加了。但演讲稿既然已经写出，不予发布也未免浪费，它至少对一些写诗的年轻人多多少少会有点儿帮助的。特此说明。）

  ——2019年6月12日

女士们，先生们，尊敬的大使XXX•XXX•XXX先生，尊敬的XXX先生，尊敬的来宾，亲爱的朋友们！

大约三十年前，曾经有不少写诗或不写诗的人，带着极大的误会，将我称之为中国的聂鲁达。我并未因此而恼羞成怒。因为我是那么地喜爱聂鲁达。

在安第斯山脉和比奥比奥河两岸，聂鲁达的诗歌是世界诗歌史上最大的铜矿，区别于世界诗歌史上的钻石、黄金、白银与黑铁。我喜爱聂鲁达正如我喜爱铜的实用性与非实用性的双重属性。那现实中的梦幻性，与梦幻中的现实性，在阳光和雨水如同音乐旋律般的交替节奏中，刚刚被挖出的铜矿石料，直接变成了鲜花和蝴蝶。

但人们对我的误会又是如此巨大。一个有出息的诗人，当你说我像聂鲁达的时候，我可能更像艾略特了。当你说我像惠特曼的时候，我可能更像波德莱尔了。难道我就一点儿都不像捷克的塞弗尔特和希腊的埃利蒂斯吗？

实际上，一个真正有出息的诗人，他只能像自己，不，他只能是自己。他越是喜爱一个诗人，就越是要避开这个诗人的缺点，甚至于越是喜爱一个诗人，就越是要避开这个诗人的优点。

一个真正有出息的诗人，他只能成为他自己，直到有一天，就连自己也显得多余。如果不能持续地超越自己壮大自己，这个小小的自己又有多大意义呢？在诗歌的世界里，小而美，那你这个玩笑就开得太大了。

做为人，可以小，就像小孩子那样，多可爱。但做为诗人，只能义无反顾地往大里去做。我完全赞成，诗人，除了伟大，别无选择。

小诗人应该去多干点体力活，为实际的生活添砖加瓦或穿针引线，才不致于浪费了自己那可爱而宝贵的小。

小诗人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那就是为了弥补大诗人的诗歌大厦的漏洞或裂隙的时候。如果大诗人真的需要并且愿意让他来弥补的话。或者是为了丰富事物的多样性与区别事物差异性的时候。因为如果没有小的陪衬，大也就无从显现。

就每一个时代的当代而言，小众的诗人，未必就是小诗人。但从历史性的角度看，小众的诗人，必然是小诗人。而大诗人必然是属于大众的。因为大诗人必然能够写出历史性的常销书。请看清楚了，是常销书而不是畅销书。大诗人是不可能去写畅销书的。

大诗人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而小诗人是可以成批成批地归类的。因为小诗人总是避免不了类似这个类似那个。小诗人总是成不了自己。

大诗人是不会过时的。以为浪漫会过时，以为抒情会过时，那都是弱智的小诗人的看法。大诗人的深刻在浪漫中呈现，大诗人的思辩必须借助抒情展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也就是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聂鲁达是我读得最多的两位诗人之一。另一位是艾略特。

聂鲁达1904年生（左）、艾略特1888年生（右）

这哥儿俩曾经爱上同一个以才华与美貌征服欧美世界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南希•古诺。在此，我必须有所解释，我儿子俞古诺的名字，与这个南希•古诺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在那个时代，似乎也是比当今更动荡更自由更丰富多彩的时代，爱上南希•古诺的人不在少数，艾略特、海明威、庞德、聂鲁达，塞缪尔，等等，都是上世纪最响当当的世界级大文豪。种种具体细节，此处略过不表。

接下来，请允许我先来讲一个故事。因为不少人至今未必知道这个故事，即使知道了这个故事也未必知道这个故事所蕴含的深意。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比聂鲁达还早二十多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艾略特一直都是聂鲁达的超级粉丝。当然，聂鲁达也是喜爱艾略特的。但聂鲁达对艾略特的喜爱中却多有质疑与嫌弃。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这也是对世界现代诗歌的重要启示。

有一次，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小到只有三个人在场，艾略特对着聂鲁达念起了他自己的诗，聂鲁达却皱着眉头跑开了，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天呐，别给我念这些东西了，求求你了，快别念了。”聂鲁达把自己关进了浴室里。可是，艾略特不依不饶，隔着浴室的门，继续把他的诗念给聂鲁达听。

艾略特在如此场合念诗不啻于一场恐怖袭击。聂鲁达都快崩溃了。他感到非常悲伤。当时似乎只有苏格兰诗人乔治•萨瑟兰•弗雷泽在场。弗雷泽责骂聂鲁达：“你为什么这样对待艾略特？”

聂鲁达回答：“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那么好，他连我诗里的每一道纹理和肌理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能说会写，能唱能跳，居然还会画画，还会写散文和评论，还会做剧院老板。总之，人才难得。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好他，像对待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亲爱的弗雷泽，请你理解我为什么要躲开他。”

回顾世界诗歌史，尤其是近百年以来，世界诗歌史上，有两条道路是比较显著的。一条是艾略特道路，一条是聂鲁达道路。

聂鲁达（左）、艾略特（右）

这两条道路各不相干，往往背道而驰，但有时候，在不易为人察觉处，又奇妙地交叉重叠在一起。

谁也难以否认，艾略特和聂鲁达，这两个诗人都是博大精深的诗人。因为这两个诗人都保持了作为诗歌的浪漫与抒情的传统特质。

不，浪漫与抒情，乃是不可动摇的诗歌的永恒之魅。岂可听信科技功利主义的现代谎言而轻举妄动地祛此永恒之魅？

同样博大精深之魅，矛盾复杂处只在，艾略特的深刻，似乎更多的只是一种自恋的深刻，一种小圈子的深刻，一种书斋内的深刻，一种来自遥远文化的深刻，一种失去了广大读者的深刻，一种学院式的集傲慢、偏见、愚蠢、怯懦与迟钝之大成的深刻。当然，有时候，这也是一种能够将我迷住的深刻。

而聂鲁达的深刻是一种超越了艾略特的深刻的深刻。聂鲁达的深刻是一种来自辽阔的生活本身的深刻，一种来自天空大地高山流水泥沙俱下的深刻，一种春天开花秋天落叶的大自然的深刻，一种现实世界中劳动与斗争的深刻，一种保留了本能芬芳的爱情的深刻，一种与广大民众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包含着天真、智慧与勇气的深刻。

我时常远远地欣赏艾略特的道路，但我自己正在走着的道路，似乎与聂鲁达道路要更近一些。很有可能，只有在迷路的时候，我才会走上艾略特道路。

如此说来，难道艾略特是一个特别伟大的小诗人吗？不，不不。但愿我是错的。

在我看来，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如果说每一次的颁发都是对的，那么，其中有两次，肯定是更对的。一次是颁给聂鲁达，另一次就是前两年颁给了鲍勃•迪伦。

从大数据来看，除了《圣经》、《道德经》这样的少数经典，不会再有什么书能像聂鲁达的诗集一样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达到数亿的印数与销量了。

因为聂鲁达的诗歌从来不是小圈子内的自嗨游戏，也并不总是符合精英文化圈的趣味。聂鲁达的诗总是与更多素不相识的人血肉相连。

至少从纸质出版物来看，像聂鲁达这样的奇观很难再被超越。

就在前不久，还有人在说我是中国的聂鲁达。甚至还曾经有人说我是中国的惠特曼，中国的布罗茨基，等等。我觉得我也没必要再浪费时间去反对此类说法。我认为这是人们不进行具体个案具体分析的思维怠工的产物。不必当真。但人们这么说，也并无恶意。

就我的诗而言，我所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难道李白杜甫王维苏东坡还有但丁、歌德、普希金、博尔赫斯以及古波斯诗人鲁米就没有对我产生过影响吗？肯定还有许多古今中外的诗人对我产生过影响。

当然，我在当代中国的人生经历和具体的生活本身对我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应该这么说，就我的生活历程的辽阔性与大起大落而言，他们说我是中国的聂鲁达，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另一方面，可能某种客观事实给了他们这么说的理由。至少在汉语世界或华人文化圈，我的诗是被歌手们谱曲传唱最多的一个诗人，而且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我已有近两百首诗被数十位歌手谱曲传唱。这个数字仍在持续攀升中。

令我困惑的是，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曾经说我是中国的艾略特。他们这么说我的时候，是否看到了我那比智利的国土更狭长的苦瓜脸？是否更多人既误会了艾略特，同时也误会了我？

我承认，聂鲁达作为共产党员的身份，并不令我感到尴尬。他那个年代的欧美文化精英，又有几个不同情或不参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呢？

至少从理论上，资本主义那套东西太可疑太不靠谱甚至太丑陋了。资本主义要输给共产主义这是人类大势所趋。这已经没什么好讨论的了。

现在，几乎可以下这么一个结论：在人类激进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稍晚的那一个阶段，多亏有了一批像聂鲁达这样的人性远远高于党性的共产党员，才不至于让残暴与悲惨无边无际的漫延开来。

聂鲁达是一个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等而下之的列宁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更符合人性与现实的学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有巨大的反思能力与反思品质的，是可以成为修正主义者的。

也就是说，即便是马克思本人，如果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聂鲁达正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           

聂鲁达与当时苏联、中国、古巴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正在狂飙突进一路高歌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也保持了足够清醒的批判精神。他对某些乱来瞎搞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比如对斯大林，曾经有过适当歌颂，但从不盲从屈就。聂鲁达的充满了人性光辉的诗歌始终超越于任何一种世俗的政治势力。即使他撒过谎，他的谎言也是阳光灿烂的、透明的、无害的。他从来就没有知识精英群体中那种特有的阴暗、卑贱与慌乱。        

聂鲁达和妻子 摄于1972年

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理论学说之一，近乎于《圣经》教义，在实践活动中，只有在人性与社会的普世价值的底线上不断地写出好诗，像聂鲁达这样，才真正配得上共产主义这么美好的人类理想蓝图。

据说，共产主义理想，恰恰是在闻不到任何硝烟味的北欧，差不多已被完全实现了。对此我还不太敢相信。我决定今年暑假亲自去北欧各国看一看。

我也希望，在将来的某一天，我能够有机会去南美，去智利，在聂鲁达的祖国，在美丽的黑岛，以更近的距离，同时邀请满天星光与遍地鲜花，和我一起，以美与力量的名义，以自由的名义，深深的，向聂鲁达表达我的敬意。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