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编选了16位北京青年诗人的作品，年龄最小的诗人出生于1999年，最大的诗人出生于1990年，他们不乏成熟之作，有好几位已经赢得了诗歌名声。这次编选的诗歌作品，在思想表达和写作技艺上，我更倾向于思想表达，但也特别注重写作技艺。对尚不成熟的青年诗人，我主要看其诗歌表达是否有个性。这样的工作，类似于今天派、第三代诗群大展推出的优秀诗人及其作品；这样的诗人群体，获得赞誉，但也令后来者反感和抵触，这就涉及到诗歌群体与个人写作之间的矛盾。在写作上，一个群体更容易体现出某种观念。但更多的时候，只有群体，观念却并不是那么明确。这儿的明确，主要是指有相对统一的写作观念。有诗人本能地拒绝群体，实质上是不想自己的写作被某种观念所左右，或者，只为某种观念而写作。就今天派和第三代诗群大展中的非非主义、莽汉主义等来看，他们本身是自发形成的群体。而我这次以北京青年诗群的方式展现一群青年诗人的写作，这个群体并不是自发形成的，显然，也就没有受到某种明确的写作观念的指导。他们只是出生于1990年-1999年，以一个自然的时间段为连接点。但是，呈现这个时间段的诗人有意义吗？首先，有没有意义，这个时间段的诗人都会以自身的写作方式存在着；其次，他们能不能作为诗歌群体意义上的存在，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现在，他们以群体的方式呈现出来，至少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的机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在我们获得感受以后方能有一些判断。

而我对青年诗人的关注另有初衷。2014年，我和几位80后年轻朋友一起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年诗会。我个人在行动上的考虑，实际上是以口述史的社会学方法，研究青年诗人的生存处境、个人思想和写作观念。年轻的诗人容易限于诗人的角度去认识自我，但实际上，一个诗人还可以用社会学、历史、宗教、哲学等思维方法来认识自我。我们应该知道，青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个人成长期，青年的成长决定了一个社会未来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将在一个青年人的身上集中体现。我反对一种观点，即认为青年的写作还不成熟，不值得过分关注。我认为恰恰相反，青年的写作特别需要及时地加以关注，给他们相应的肯定和积极的鼓舞，不至于让他们在起点上反复彷徨，浪费太多的时间。青年自身，往往心气也颇高，似乎不是大师之作，就绝不示人。当然，我相信有天才，如兰波、海子，三十多岁、二十多岁就达到了很多人一生也无法企及的写作高度。但更多的文学大师，都是从一文不名开始，一点点发展，达至文学顶峰。每一个发展的节点，每每回忆起来仿佛都有贵人相助。青年诗人，最重要的是呈现出自己的一个写作状态，至于作品是不是大师之作，先不必考虑。相识一个朋友，发表一首诗，某人的一番话语，都有可能改变个人的写作命运。所以，无论诗人自己，还是社会相关人士，都要彼此保持开放、自由交流，大大方方地表现自己，毫不吝惜地相互鼓励与赞美。当然，批评也许更为重要，但批评必须是具体的，抽象而笼统的批评害人害己，尽量减少。除非你的写作本身就是在面对形而上学的主题与思考。一首诗，诗人创作出来，自己认为好是一回事，身边朋友觉得好是一回事，发表出来读者觉得好是一回事，有一天诗人离开了这个世界，这首诗是不是还有那么好又是一回事。总之，对于一首诗的好与坏，诗人说了不算，朋友说了不算，诗刊发表了也不算，最后必须得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而时间的检验，反过来又会去参照诗人自身不同时期的写作状态，诗歌的发表与传播，各种文学活动和批评言论等等。

这次入选的诗人分别是刘年久、王年军、砂丁、马克吐舟、李海鹏、康宇辰、李琬、左安军、子魈、张贺、袁恬、王奕奕、罗佐欧、吴立松、李靖、李照阳。他们不是北京青年诗人的全部，但绝对是非常重要、值得信任的一部分青年诗人。我个人主观地认为，王年军、砂丁、李海鹏、康宇辰、李琬是相对成熟的诗人，我所说的成熟，主要是指他们的诗歌语言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自律，写作主题有一定的来源。在积极的意义上，他们好像都受益于大学的诗歌社团和诗歌活动。刘年久和马克吐舟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新人。刘年久的写作在整体上并不成熟，缘于他的阅读兴趣泛滥无归，还没有一个集中的方向。他在性格上是比较弱的诗人，当面临某种突破关口时，要么表现得冒失而不得要领，要么不自信，退回另寻它途。在经历这个曲折的过程时，他虽然没有获得最终的突破，但却获得了认识与理解，获得了个人在心智上的启悟。马克吐舟有学院背景，但他是一个异数，他的诗歌有大量的关于身体的联想，使他具有雅皮士一般的叛逆风格。同时，他也是一位音乐人，他的文化批评和学术素养，会令他具有一个时代比较罕见的综合性力量。从诗人个性的意义上，左安军、子魈、张贺、袁恬、亦小、罗佐欧值得关注，很明显，他们的作品对现实是有理解力的，同时在表达上有自己非同寻常的视角。吴立松、李靖、李照阳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个人叙事和个人品味，尤其是个人品味，必要的时候还得放弃。因为我们的写作最终还不是个人，而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