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想就这部长达二十首的组诗说些什么的时候，我意识到我正在试图谈论所谓“女性诗歌”。

　　男女肯定不止是一种性别之分。因此，“女性诗歌”所涉及的也决非单纯是性别问题。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便是“女性诗歌”；恰恰相反，在一个远非公正而又更多地由男性主宰的世界上，女性诗人似乎更不容易找到自我，或者说，更容易丧失自我。我们已经一再看到这样的女诗人：她们或者固守传统美学为她们划定的某些表面风格，诸如温柔、细腻、委婉、感伤这类；或者竭力摹仿某些已经成名的男诗人；或者在一种激烈的自我反抗中，追逐某种与自己的本性并不契合的男性气质。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她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某种男性设计的价值法则行事，从而表明自己不能摆脱现实和文化的历史性附庸地位。

　　女性诗人所先天居于的这种劣势构成了其命运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女性诗歌”正是在反抗和应对这种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摈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和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的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实现。真正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被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世界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在我国，形成“女性诗歌”的可能性是随着“五四”前后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展而获得的。尽管如此，迄今为止我们很少看到充分意义上的“女性诗歌”。此一现象当然不构成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业已得到广泛改善这一基本事实的否定，却反映出她们在精神上获取真正独立的艰难。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归根结底，“女性诗歌”的形成不是一两个人可以孤立创造的文化奇迹，而是一种历史现象。翟永明的这个组诗出现于“文革”后又历经动荡而终于稳步走向开放的1984～1985年间，正透露出某种深远的消息。

　　《女人》中很少那种通常的女性诗人的温情和感伤。而造成这一特色的，与其说是作者的个人性格，不如说是某种命运感的渗透：

　　　　　　　(《预感》)

　　温情产生于认同世界的时刻；感伤则出自对理想的软弱的偏执，二者皆烟散于命运的黑衣使者那“秘密的一瞥”。这意味深长的一瞥是如此地富于威慑力，以至“我”刹那间完全被某种毁灭的预感所充满，丧失了一切意志而“精疲力竭”。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残酷的默契。在这种默契中结局已经被事先设定，可供选择的只是达到结局的方式和途径而已。

　　可以从一个方面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女性特有的变态心理；另一方面，作者正是经由它折射出女性所曾历史地面临、并仍在不断面临的现实命运，尤其是精神上的现实命运。《女人》从一开始就抛开了一切有关自身和命运的美丽幻觉和谎言。这一点使得它几乎是迳直切进了女性的内心深处，并且在那里寻求与命运抗争的支点。因此，“精疲力竭”之下决不是无言的恐惧和怯懦，恰恰相反，正因为意识到自己是自身命运的独立的承担者，“我”才“精疲力竭”。而尖锐的对峙和紧张的反抗即已蕴涵其中：

　　　　　　　　　　　(《瞬间》)

　　这里，无论是诗还是反抗的方式都足以令人颤栗。这是一种典型的施虐－ 受虐方式！“天空”这一在全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弥漫性地象征着那无从摆脱又高高凌驾的命运压迫(类似的意象还有“一只手”，它作为暗中操纵和定夺的最终主宰给全诗带来了一种强烈的不安全和不稳定感)。于此之下，“承受”似乎成了唯一可能的选择，而“默默冷笑”成了唯一可能的表达。但是，这一笑却赋予了双方的位置以某种微妙的相对性。倾斜的命运天平由于这致命的机枢触动而趋于某种平衡。作者因而有可能获得一个“瞬间”。这是一个被以往“所有岁月劫持”的瞬间，同时又是一个足以挽回所有被劫持的以往岁月的瞬间。

　　于是有所谓“黑夜”的创造。使我们诧异的是，在这场独特的东方式的以柔克刚的命运之战中，从一开始就“精疲力竭”的“我”，此时竟变得如此自信和强大，以致不但宣称“唯有我/在濒临破晓时听到滴答声”(《瞬间》)，而且宣称“我目睹了世界/因此，我创造黑夜使人类幸免于难”(《世界》)。在这种神秘的先知、崇高的母性和妄诞的救世思想混合创造的奇迹之下，是否还隐藏着更深一层的悲哀？阿Ｑ式的不得不诉诸臆想的悲哀？尽管如此，与作者所创造的“黑夜”一起到来的不是虚无，而且充实。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但事实上作者的本意远为宏大。她并不想仅仅停留于与现实命运作上述微妙的精神游戏。在为组诗撰写的类似自序的短文中，她把所谓“黑夜意识”称之为“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她接着从女性独特的角度阐释道：“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时带领我们进入全新的、一个有着特殊布局和角度的、只属于女性的世界。”“它是黑暗，也是无声地燃烧着的欲念。它是人类最初也是最后的本性。就是它，周身体现出整个世界的女性美，最终成为全体生命的一个契合”。

　　因此，“创造黑夜”意味着在更深刻的意义上达到对宇宙和人类本体的亲近，意味着女性在人类永恒的精神历程中可能做出的独特贡献。“以柔克刚”的东方辩证法在这里得到了更高的体现。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打算对作者的上述意图以及《女人》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意图进行全面的评价，而只希望请读者注意到意图本身。如果说作为与外部的现实命运相抗衡的支点，它不可能不是虚幻的话(说到底，物质的力量只能通过物质来摧毁)，那么，在一个远为深邃复杂的内部精神现实中，它却依靠自身建立起了真正的主体性。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充分意义上的“女性诗歌”所具有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个完整的精神历程的呈现，《女人》事实上致力于创造一个现代东方女性的神话：以反抗命运始，以包容命运终。“黑夜”的真义亦即在此。黑夜使白昼那过于明晰因而被无情切割和抑制的一切回复到混沌状态，却又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真实的环节，因而更具有整体性；况且对于敏感到多少有点神经质的女性来说，黑夜无疑是更适合于她们灵魂飞翔的所在。毫不奇怪，这黑夜史诞生的有关黑夜的神话更多地是以预感、臆想、渴望、夜境、憧憬乃至噩梦等等作为集合经验的契机和依托的：

    　　　　　　(《世界》)

　　在《母亲》中，作再次借用有关女性受孕的原始神话，以表达对所来无由的迷茫困惑并暗示命运的代代相袭：

　　那使你受孕的光芒，来得多么遥远，多么可疑，站在生与死/之间，你的眼睛拥有黑暗而进入脚底的阴影何等沉重

    而新的女性神话就从这“黑暗”和“阴影”中诞生！《女人》中反复使用某种创世和先知者的口吻，并非出于狂妄和虚荣，而正是出于对这一使命的深刻自觉；某种巫术氛围的笼罩也并非意在故弄玄虚，而正是创造神话的自然产物。

　　所有这些都不仅造成了这首诗强烈的超现实效果，而且带来了浓重的东方色彩。作者的艺术追求显然很大程度上受到例如塞尔维亚·普拉斯等西方女诗人的启发和影响。诸如《母亲》中那种深挚的沉痛、《独白》中那种刻骨的疯狂和《沉默》中那种不动声色的近乎残忍的死亡礼赞，确也表明女性诗歌作为一种世界现象所可能产生的内在沟通和普遍性联系。但是从根本上说，每一个女诗人只能依据于她独特的生存状况和文化背景写作。正因为如此，她人才彼此无可替代。《噩梦》中的“你整个是充满了堕落颜色的梦/你在早上出现，使天空生了锈/使大地在你脚下卑微地转动”明显参照了普拉斯“我整个是一朵巨大的茶花/生长，来了，去了，红晕衬托着红晕”的诗意和句式，但是，还有比这两节诗更能彰著 地标明两种根本不同的生存感受和自下而上姿态的区别吗？另一首《边缘》 与普拉斯那首蓍名的《边缘》同名，我很怀疑前者是故意参照了后者，以期造成强烈的对比效果写成的。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参看。

　　需要经过细读对《女人》进行更具体的本文分析。而作为总体评价，毋宁说它更多地启示了一种新的诗歌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将越来越表明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事件。如果说翟永明是通过“创造黑夜”而参与了“女性诗歌”的话，那么可以期待，“女性诗歌”将通过她而进一步从黑夜走向白昼。

1986年岁末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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