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实验”是诗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说，可以把诗理解为人类通过语言进行的生生不息的精神实验。这一点可以由迄今为止有关诗的无数不定的定义来加以反证。作为人类自由创造天性的最高实现，诗较之其它精神生产总是显得格外活跃，格外无常，格外难以羁束，而每每令训诫者尴尬，规范者难堪。“实验”一词在这里无论是作为形容词还是作为动词，作为一种创作态度还是一种创作方法，都意味着诗的可能性，而与那种受到严格规范的，椐说是体现了创作客观规律的诗的必然性相对。毫不奇怪，青年诗人们于此充当着某种前卫的角色，他们的生命和存在状态几乎直接决定了这一点：敏感、多思、灵魂骚动、渴望探险却又困阻重重、未及的成功以至可能获得的更大成功，如此等等，使得他们成为保守者的天敌。而对于后者而言，大概没有比把自己托付给一个客观规律、一种必然性更为可靠的了。

　　这是为《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所撰写的序文。

　　不言而喻，“实验诗”之所以成为可能，以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和高扬为前提。在这方面，以北岛等为代表的一代青年诗人被公正地认为是开先河者。这是他们对当代诗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他们的早期──这一时期可以一直追溯到七十年代初，甚至六十年代末──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人”的觉醒怎样与艺术独创意义上的“诗”的更新同步发生，并且在一个过程中被不断引向深入。因此，和某些批评家的逻辑结论相反，“实验诗”的产生从一开始就既不是出于对西文现代诗的摹仿，也不是出于一般借鉴意义上的“横的移植”(尽管这两种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最深刻的根源始终存在于立足现实自下而上而寻求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或提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之中，所谓“现代抒情手法和技巧”的运用，因此也决非是孤立的技术问题，它们实在不过是结构化了的人之觉醒的生命表征而已。当然，这些都是一种相当原则、甚至相当理想的表述，具体到个别的诗人，情况就要复杂得多。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由“不懂”为发端而围绕所谓“朦胧诗”展开的论争余波未消，“北岛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热门话题。认为“朦胧诗”已经成为传统还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提法，更极端的，则有“pass北岛”，“打倒北岛”云云。一方面，对诸如此类的激烈言论可以不必过于当真，因为艺术上永远不存在谁pass谁，谁打倒谁的问题，另一方面，透过这些所折射的，不正是诗的主体意识不可逆的深入进程吗？只要不是出于狭隘的自我标榜，或者基于自卑的自我戏剧化，向北岛们进行挑战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这一原则已经暗含在北岛们的创作实践和诗歌主张中了。在今天，任何尝试建立新的诗歌偶像的企图都是不可思议的。这几乎是把握当代新诗(思)潮的一个绝对起点。怀疑主义只是其否定的提法，肯定的提法则是个体主体性的全面确立。

　　从类的主体意识(大写的“人”)的觉醒，到个体主体性(小写的“人”)的确 立，十年来中国诗界，乃至文学界所发生的第一义的精神事件莫过于此。和历来 某延续人们致力于强调“大我”与“小我”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同，我们看到，作为一个连续发生的现实过程，它们是不可分割，彼此包容的。前者逻辑地指向 后者，后者则扬弃了前者的某种抽象和空洞，成为其血肉丰满的体现，一如弥漫 蒙沌的星云在急速旋转中凝聚成无数坚实的天体。若干年来“实验诗”之所以显 示出别样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其秘密盖在于此。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个体主体性 的确立既不是无条件的，也不可能立即创造出什么可变，恰恰相反，由于重新估价一切所带来的人命危机从一开始就投下了紧张浓重的阴影。这种危机自从北岛宣称“牛顿死了”以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们普遍为某种悬浮感所攫持：那种不容分说的、强制性的大一统信念固然已如逝川，但随着对外开放而纷至沓来的五光十色、各具其妙的思想和价值学说是否就能提供足够强大的内在支持？那种浅薄甚至虚假的乐观主义和入世态度固然已是苍白如纸，但循此而走向悲观主义，甚至遁入虚无是否又意味着另一方向上的浅薄和虚假？偏狭的民族化、大众化固然已使诗人们痛尝苦果，但转而隐进象牙之塔，或者步向世界主义是否就是一条无可选择的出路？一味拘守传统的传统固然使突破僵硬的理性主义桎梏成为必要，但毫不节制、泛滥无疆的反理性所带来的，是否就是真正的解放？如此等等，无一不具有某种二难的性质，并构成所谓自下而上和文化的双重压力。在新诗史上，也许诗和诗人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承受着超量的负荷。事实上，我们已经一再看到有人不堪其苦，而以种种方式寻求逃避，更多的人则辗转在不可言说的困惑和混乱中难以自拔。

　　很难一般地说这种状况是诗歌发展的一大幸事，抑或是不幸。关键在于，正是通过上述二难困境，诗人们较前远为接近和深入了诗的本体。所谓“本体”，在这里与“功能”相对。正如大家所熟悉的，二者的不平衡一直是新诗发展中带有悲剧色彩的纠结之一。对后者的过分强调(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然)使诗一再悖离自身，最严重的情况下甚至走向反面。因而毫不奇怪，对功能主义传统的反省和反抗，构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自我解放的必要前提和重大特色。所谓“内倾化”，所谓“表现自我”，所谓“生命意识”、“文化意识”，包括“懂”与“不懂”的论争，统统记录着这种反省和反抗的轨迹。它们同时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阐释着诗向本体回归这一具有涵盖性的时代主题。在这种回归中功能性的考虑肯定没有消失，却不得不降为第二性的因素。

　　但是，说到底并没有一个外在的、现成的诗之本体可供我们归附，艾略特说诗是既住所有诗的总体，他不过是把诗的传统换了一种说法而已；而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所谓诗的本体，却必须有待他的创造性加入方得以显现。在这种创造性的加入中，历史传统、现实经验(直接的和间接的，意识的和潜意识的)和个人才能相互触发，并融铸成一个新的整体。这一经过修正的说法仍然是艾略特的，但用在此处却意在指明，诗的本体是一种在诗人的创造中被不断重新面临、而又在不断的面临中被重新创造的活生生的动态存在。

　　“实验诗”的真义就在于此。一方面，它极大地突出了个人在创作中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始终置身于上述活生生的动态存在中，个人创作的独特性将不断在诗的本体意义上受到审视和评判。这里，诗的可能性是经由诗人生命和才能的洞开来提供基本保证的，任何自我封闭以及随之而来的模式化倾向都将意味着诗的泯灭和诗人的死亡，然而，由此反观前述的种种二难困境，难道不正可以看出洞开的个人在面临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现实、文化和自我世界时所拥有的最真实的创造契机吗？没有什么良方妙药能够平衡、消解这巨大的失重和压迫，唯有通过诗的创造，在一个连续不断的感悟过程中锲入、提示乃至包容、超越所有这一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实验诗”使诗的可能性同时显示为人的可能性。

　　一则阿拉伯神话说，先知穆罕默德拥有神奇的语言魔力。他喝道：“山，过来”，山就过来，在某种程度上，诗人也是穆罕默德。但是他从不站在原地进行那种只有在神话中才可能的语言操纵。当世界迎着他走来时，他也迎着世界走去。反之亦然。通过这种持续的相遇，他与世界彼此进入，彼此成为对方最深刻的本质所在。而语言，就是这种本质的显现。对世界的进入就是对自我的进入。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同是一条路。还有什么比这生命的探险更值得神往呢？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道德与自然、文化与本能、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所有这一切既相互对峙而又相互渗透，既相互冲突而又相互补充，既相互分裂而又相互包容，而在艾利蒂斯所谓“这个小小的，这个伟大的世界”之上，是“那个真正是我的人”，是

    那个许多世纪以前的人

    那个在烈火中仍然稚嫩仍然固定

    在天空的人

    (《理所当然》，重点系引者所加)

     我们距离“那个”人还很远，也许可以说刚刚开始向他启程。但重要的是已 经启程。我们接近他，以各种姿势，通过多种途径，穿越各个层次……在这一过 程中，诗的实验或实验的诗所不断呈献的，将是生命的全景。

　　我愿意以上述一段话作为对这本诗集特色的一个总体概括。由于主题需要，也由于篇幅所限，在这篇序文中我未及对集中收入的诗人和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和 评价。这肯定称得上是一个缺陷，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读者 更为自由地通过阅读参与其间，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一个合格的读者从来不会 被动地鉴赏；而对于真正的鉴赏来说，先入为主的东西越少就越好。正如本集作 者牛波在“作者的话”中所引用的那位大师所说：“尽力忘掉你自以为了解的关 于艺术的一切东西……带着从零开始的和不做定论的想法从头到尾重读这些诗， 当你第二遍阅读时，你一定会感到惊讶，这些诗是多么容易地使你接受了我的观点”。自然，这段引语的后一部分只代表他个人的愿望；而在我看来，是否同意某一观点并不重要，作为诗人内在经验和感悟的结晶，它们是否足以成为前面所说的生命和存在的启示？于此之下，阅读可以说也是一种实验，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检验。

                                   1987年5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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