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福兄寄来了新出的散文集《收割自己的光芒》，嘱我“写几句”。对我来说，诗人叶文福写散文乃意料中事，不写便对不起自己；我甚至还暗暗期待着他的小说，他若不写，就更对不起自己。不过，还是先就这本散文集说几句吧。

１、与其说是一本散文集，不如说是一本非常规的自传，甚至大传；其传主与其说是某个叫叶文福的人，不如说是经由这个人所结晶的某种精神，某种濒临失传、或许已经失传的精神。

然而我却无法命名这种精神。因为它拒绝成为一堆名词，或拒绝被一堆名词所遮蔽。不得已，我只能将其转化为一串追问，一串了无新意却又常问常新的追问。

它问的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是谁？

２、必须以《尊严》开篇——无论是作为深思熟虑的编排，还是别无选择的选择。犹如定音鼓，有了它，就有了主脑，有了基调，有了重心。

尊严未必是精神自我追忆，或自我叙述的原点，但肯定是其最后的倚恃。以最后的依恃为原点，是为了彰显一种人格。“凡企图摧毁诗歌者，必也企图摧毁人格”（保罗·策兰语），而确保人格，从而确保诗意免遭彻底毁灭的最后防线，只能是尊严。

有尊严不必有一切，但没有尊严必丧失一切。你可以剥夺一个人的一切，但就是不能剥夺他坚守的尊严。

想不起那位老师的姓名又有什么关系——既然他已经用他那娟秀工整如板书的自我批判，用他那破草帽下始终梳得极其严整的花白头发，用他报春花似的微笑，用他的扫帚和扫得干干净净的路，尤其是用那句带着金属音、如同遗言的“哦，我在写字”，为我们阐释了尊严的具体涵义。

尊严不在有名无名。无名的尊严对应于莫须有的罪过，或许更接近尊严本身。

但为什么尊严和屈辱总是联袂而至——不是“拔起萝卜带起泥”，而是互为表里？名符其实的“斯文扫地”啊，可为什么被迫执斯文以扫地的人会那么多？自屈原、司马迁以降，一代代，一茬茬……是不是必须以此为配重，一个自古就以“敬惜字纸”为善事的民族才不至于失去平衡？是不是必须同时传承这野蛮的基因，那被我们称为“中华文明”的血脉才足够完整？

岁月如风，斯人如磐：一个手握扫帚的背影，幻映着重重叠叠的命运，我们早已分不清、也无需分清他是谁。在中国文化中，扫帚历来是不祥之物，然而，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化帚为笔，不能妨碍我们在忍看斯文扫地的同时，聆听那破空而来、永远安详的声音：

“哦，我在写字。”

３、从来就没有单纯的追忆。追忆即缅怀，即反思，即破解，即清算，即忏悔，即救赎，即祭祀，即召魂。追忆让一个人更深、更真切地触摸到生命的根。

由根而干，而枝，而叶，追忆之手缓缓抚过生命之树，连同它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天空，连同它收藏在年轮中的各种温度和表情：那曾经挺拔并依然挺拔的，那被迫扭曲且永不得舒展的，那早已凋零归尘而又葱郁如故的；那灼热似火的，那冷硬如铁的，那温润如玉的；营养和毒素，春阳和雷霆，挫败与升腾，对抗与妥协……爱恨交集。悲欣交集。

跨度二十年，随兴而作，却毫不牵强地呈现出某种整体结构：由“家乡的河”而“诗之于我”，而“高山流水”，而“捕蝇者说”，由深远而高远而平远而归于当下，体例上的人为编排和运思自身的节律混而不分，检阅的襟怀和发现的眼光合二为一。认为追忆可以还原生命的轨迹是一种妄念，不，不是还原，而是跃入忘川，在语言中反向地重新活过，并且是和读者一起活。耗散在时间之流中的生命能量以空间的形式再度汇聚，那些不可磨灭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载沉载浮的人与事，由此被允诺以永生的超度。现在它们有更充分的理由藐视遗忘的黑暗以至一切黑暗，因为作为个体生命存在和生成的节点，它们在彼此呼应、相互映照中放射出的，乃是自己的光芒。正像权力之手终将不敌追忆之手一样，再大的黑暗也不能伤害，更无从遮掩这样的光芒。

　　４、“收割自己的光芒”：一个何其朴素，又何其奢侈的意象。朴素相对于日常的劳作，而奢侈，则相对于太多的伤创。每一束光芒几乎都伴随着，或隐藏着一道伤口。创深痛巨，光芒乃大。在某种意义上，收割光芒就是收割创痛，包括“无人收割”的创痛：

……在我的个人情感世界里，我觉得自己成了一株无人收割的庄稼。没人收割的庄稼，茎和叶自然都烂在了秋风秋雨里，但籽儿是烂不掉的。只要不离开土地，来年春风，籽儿就要发芽。

就像没有谁能够测出《漫说诗》中那位乞丐母亲和一个诗人之间的距离那样，也没有谁能够测出创痛和收割之间的距离。然而，这正是从“籽儿”到光芒之间的距离。

５、别急于说“文如其人”——我是说，别让这一我们早已耳熟能详的著名论断变得过于轻巧和廉价，如同往出厂的猪肉上打戳。

“如”使“（其）文”和“其人”构成明喻。在这种比喻关系中，“文”是喻体，“人”是喻本，前者从后者那里获取存在和生成的依据，二者呈现为单向的循环阐释关系。

在风格论的意义上如此理解并无大错，前提是能把握住其内在的复杂性。然而，深入到本体论的层面上，再复杂的理解都将失于简单，因为这里并不存在现成的依据；或者说，那原本被视为依据的“其人”，本身却成了一个悬疑。

“其人”者，特指，这个人也。那么，在《收割自己的光芒》中出没的“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就是作者本人吗？或者说，就是那个1944年生于湖北小镇汀泗桥蒲圻岸，大名叶文福，小名六四的人，那个国字脸、磐石肩、眉披黑羽、目射精电，忽儿柔情似水，忽儿暴烈如雷，忽儿虚弱得日月惨淡，忽儿刚强得昆仑在怀，总是渴望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却又总是理不顺和时代的关系，总能爆出惊世骇俗的高论却总也把握不准与人交接的分寸，但无论命运如何颠踬都永远桀骜不驯，永远向前扬着那刮得铁青的下巴的小个子吗？

６、是。又远不仅仅是。北岛早年的一句诗或许可以视为某种平行的阐发，他写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太低的要求，太高的标准。我们曾不得不诉诸“大写的人”和“小写的人”来指明其间的矛盾，而由此产生的裂隙恰好可以用来安放接踵而来的时代，其显赫的勋业之一，就是一方面解放了，另一方面也解散了被悬置在北岛诗中的那个“人”。很少有谁愿意坦承，由失范而失衡，正义的沦丧、莫名的恐惧和苟且的理由在我们的心中早已混而不分，以致成了某种痼疾；问题在于，读过《为着那永恒的一声》中那令人齿冷的一幕，我们还能找到什么来粉饰那些仿佛突然被聚焦于水银灯下、正经历着自我羞辱的灵魂？又有多少人在反躬自检之后，还敢于理直气壮地否认，自己其实早已混迹其中？

一千多位诗人、作家流水般从我面前过去了，他们谁都看见了我，但是就像都预约好了或者像接到命令的某种军队似的，齐匝匝的，没有一个人像看见了我。

感谢艾青先生的睿智，他基于切身体验的“人鬼之辨”不但无可辩驳地现场化解了“我”的尴尬和郁闷，而且照亮了一个人鬼莫辨的心理空间，一种不得不在人鬼之间快速切换的生存诡道。宽容的美德就是这样和惨痛的教训互为代价，却也给追忆留下了太多的余绪。

7、 1984年春天某日，内蒙诗人阿古拉泰打来电话，说他人在北京，相约当晚见面。“还会有一位你想不到的客人”，他突然压低声音，像说到一个秘密，但更多地像是在卖关子，并且一卖到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但我已差不多猜到了。数月前我曾受命去铁道兵大院看望叶文福，当时就曾有约定。

“晓渡……晓渡你记住，老子……老子是十年磨一剑，出鞘……出鞘……”这句话，文福当时是紧紧攥着我的手说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就像永远不会忘记那双青筋暴突的手，那双阴郁的、布满血丝的眼睛，那对咻咻掀动、每一次都鼓胀到极限的鼻翼，那股从舌尖和牙齿间挤出来的咝咝气流。那一刻叶文福不再是叶文福，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醉汉，而更像是一头被酒精烧得通红的斗牛。愤怒、仇恨乃至恶毒扭曲了他的五官甚至身形，却不但不能遮掩，反而突出了他的一腔凛然正气和某种高贵的气质

《感谢父亲》中父亲临终前那充满仪式意味的一幕倏然激活了这段记忆，竟让我一时禁不住浑身颤抖。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代代以口碑传”，到底都在传些什么呢？那不可屈服的意志，终将取胜的信念，又是基于什么呢？

一页页苦难的文字翻过去，翻不过去的是其间的一声声叹息。太多、太沉重的叹息。

但仪式仍然是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薪火相传。事实上，这本散文集中有太多的场面和仪式有关，或者说，自身就可以被视为种种仪式：感恩的仪式、祭祀的仪式、召魂的仪式、忏悔的仪式，如此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指向那些难以破解，却又必须破解的生命和岁月之谜

8，“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凡是叶文福写下的文字，都必须认真对待”——这是一道律令吗？当然不是。但如果是，那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来自外部，而只会来自那些文字本身，换句话说，来自你的心底。你可能看不见这律令的发布者，但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在凝视着你。这严正透明的隐身人无名无姓，你可以勉强唤他“艺术良知”。

要多少苦难的粮食，才能酿出这样清冽的醇酿？

要多少不得不抛却的心血，才能凝成这样饱满的珠玑？

是时候了，是收割自己光芒的时候了。

2010，3，天通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