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第三期
栏目主持:旺忘望
主编:   执行主编:
诺曼·斯潘塞博士曾在非洲、中国和美国的大学任教,包括1982-1983年在中国的天津外国文化大学和2001-2002年在北京的广播学院。他写过非洲、西印度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文化和政治文章。他与Shirley Geok一起编辑了一个文学世界(霍顿米夫林,1993年出版)。他还编辑了中国先锋诗人画家严力的书并做了序言(德黑兰,2006年出版)。2007年,他接受了关于他在中国的文化活动的采访于2007年在北岛编辑的《今天》上刊出。他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独立和地下电影的摄影回忆录,在20周年时于亚洲评论(杜克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另外,他的摄影作品“通过我的视角感受世界”,2014年由雅昌Artron艺术集团北京出版。目前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正在收集他的中国和越南当代文化摄影作品。斯宾塞教授在1960年代早期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中很活跃,在那首著名歌曲“我们将战胜”流行之时,他曾就读于高地民间学校。他是SNCC和SDS的一员,是Sewanee的学生,那时南方大学内种族隔离情况比较严重,他多次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抗议活动。他作为美国海军水手参加了越战,但很快就回国参与了反战运动。他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读硕士时,那里是黑人艺术运动的中心,这也导致了他之后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布鲁克斯州立大学写了关于激进的非裔美国作家、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Amiri Baraka / LeRoi Jones的博士论文。Spencer教授目前住在纽约市,在纽约州奈索大学全职教授英语。他与中国人彭筱剑于2004年在上海结婚。他们在中国南部云南省老达莱附近的白族(少数民族)村有一所房屋,作为他们寒暑假的度假之地。

Norman A. Spencer, Ph.D. has taught at universities in Africa,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ing Tianjin Foreign Cultures University in China from 1982-1983 and China Communications University in Beijing from 2001-2002. He has written on African, West Indian and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and politics. He edited with Shirley Geok - Li Lim One World of Literature (Houghton Mifflin, 1993.) He edited and wrote the introduction for Yan Li’s book Things Are Symbols of Themselves (Shanghai,2006.) An interview with him about hi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China was published in BeiDao’s Jintian (Today) in Hong Kong in 2007. He published a photography memoir with commentary on Chinese independent and underground cinema in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issue of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2) And his photography book I Experience the World through My Lens was published by Artron Art Group / Yachang Beijing in 2014.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 is collecting his Chinese and Vietnamese contemporary culture photography in digitaland printed out  formats. Professor Spencer was active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American South during the early 1960s. He attended the Highlander Folk School where the famous song“We Shall Overcome” originated. He was a member of SNCC and SDS while he was a student at Sewanee: The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which was racially segregated during this period. Later he fought in the Vietnam War as a seaman in the U.S. Navy but was active in the anti-war movement when he returned to the U.S. He did a M.A. at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when it was a center for the Black Arts Movement and laterwrote a Ph.D dissertation under the direction Amiri Baraka/ LeRoi Jones, the radical African American writer,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activist,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Professor Spencer currently lives in New York City and is a full tim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assau. He is married to Peng Xiaojian (Shanghai, 1974). They have a house in a Bai (minority) village near Old Dali in Yunnan Province in the south of China where they spend their vacations and sabbatical leaves.
 
诗人笔下的诺曼和诺曼镜头里的诗人
 

 

 

 

 

潘洗尘:关于诺曼的一首诗

 

 

 

诺曼的凳子

                       

昨晚在尼玛的客栈

老岳提议滴酒不沾的老潘

在大理攒一个酒吧

你凑一张桌子   他凑一只杯子

装修就交给大师们在墙上涂鸦

这时  诺曼正好为一直站着的小敏

搬过一把凳子

我说   酒吧的名字我出了

就叫:诺曼的凳子

 

2017.7.

 

 

 

 

吕澎:Norman A. Spencer,全球化村的无名氏

 

 

注意每粒微尘的移动。

注意每个刚抵达的旅人。

注意他们每人都想点不同的菜。

注意星怎样沉、日怎样升,所有河溪怎样

共奔大海。

——鲁米

 

 

    巴黎盛产形形色色的“浪荡子”(TheDandy),或者毋宁说是波德莱尔提供了这样一种视野和生活方式。在奥斯曼化的城市街道中游走,围绕圆桌、旋转和舞步观察世界,就像红磨坊舞会上永不停息的那一类顽主。Norman无疑是当代艺术史中一个有趣的典型,只不过他的生活世界已不仅仅局限在19世纪的蒙马特,而是这个日益全球化的地球村。Norman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切入角度,他的阅历深刻的阐释了他的作品,或者不如说,他的作品是对他人生体验的注脚,而非反之。Norman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或摄影师,而是一位准备用19世纪末那类生命的舞蹈消耗一生的全球化浪荡子。因此,回到巴黎,在浪荡子的发源地进行这样一次摄影之旅,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正如他的生涯所呈现的,Norman的生命时间是由无数个片段构成,这些片段看起来支离破碎,似乎存在着极大的错位。流亡、酗酒、辍学、贫民窟、黑人、巫术、政治左派、逮捕、公厕、澡堂,没有一个关键词是关键的,这些无穷无尽的历险在不断的喷涌,构成了他特殊的生命状态:在每一个匪夷所思的角落出现,目击政治及其活动、文化角落以及结构的重大变迁。在过去,这些重要的时刻常常是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下被催生并在事后被重新记述的,而Norman则要求目击甚至干预。

    生活一直要求我们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什么样的世界才能够聚集类似Norman这类人的生命经验?在尤利西斯的希腊,古典世界的浪荡子的想象力极限是海外的妖巫;在19世纪的巴黎,高更将视野拓展至塔希提岛,法兰西帝国全球殖民的遥远边界处。毋庸置疑的是,浪荡子的行动边界重新定义了人类生活世界的本质。它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什么样的边界被突破了,还在于被隐藏在他的视野框架中的那种根本特质,即经由他的眼睛所建构的新世界的内在秘密。

    Norman无法解释自身对于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所存在的迷恋,但这种迷恋的发生无疑是敏锐而恰当其时的。他的摄影,将每一个他所热爱的生命瞬间纪录下来,并将自己的记忆卷入在那一时刻。在他的记忆漩涡中,85’新潮、星星运动、第5代独立导演或某一个不知名的西藏音乐家、一段行为艺术的经历、一个无名的丈夫和他的妻子,都从属于这个新世界的无穷序列的一部分。他回忆和重新体验每一张照片所指涉的瞬间,完全是在罗兰巴特的意义上,将照片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证据乃至客观存在本身——不同的形象之间没有干系、形象断裂、可能的诗意以及无聊。在一种略显神秘的信仰中,消逝了的事件,会在那一瞬间将某种能量封存在摄影中(至少在银盐时代如此,在今天摄影则封存了信息)。因此,他将对照片的每一次重新体验都视为是一次置身于过去的旅行,它的丰富性、它的存在感和它的剧场感都丝毫不亚于他所遭遇的客观世界——即便是平淡得毫无意义。在某些时刻,我们无法判断Norman究竟是对中国当代艺术本身拥有迷恋,亦或是对那些纪录了这个艺术世界的摄影行为更为迷恋。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Norman是以一种全息封存的方式对待他的人生体验,他将它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博物馆,体验的分类是以打头字母而非它的本质来展开的,因为他的哲学并没有给本质主义留下什么空间。

    全球化进程的展开远早于它被广泛聚焦的当代,全球化带来各种未曾预料的冲击,没有休止的突发事件带给世界以惊愕。在这样一个浪潮和泡沫涌现的时代,文化的浪荡子似乎没有任何应对的能力,可是他们却能够通过更迅捷的方式隐没和出现在人类世界的任何角落。交流成几何级数的增长,我们也许将很快失去一个差异化的世界。Norman所作的努力,恰恰是在泡沫消逝之前对它所进行的纪录,每一个只存在于一瞬的泡沫,由于他的在场和凝视而变得独特并成为可能的时代证据。Norman好像是在观察全球化视野中的他者,但在另一个角度,他渴望成为他者,或者不如说,他的生涯正是在成为他者的道路上演进。他的散文体回忆中引用了鲍勃·迪伦:你不必成为一个天气预报员,知道风往哪儿吹——正如你不必将自我与外部分裂,自寻烦恼。全球化的浪潮将Norman推向远东,而他则欣然接受,随波逐流,这正是浪荡子的本色:忘记足下,向更远处眺望。

    他在为星星成员所写的文章中感叹:他们年轻、鲁莽,毫无惧色,似乎有无止境的生命。这不但是一种描述,也是对自我的评价和期许。然而,这也表现出从根本上的矛盾性:无止境的生命与无止尽的分裂秘密的交织,当Norman追随他者的足迹起舞时,他者就像泡沫一样加速的破灭、转化和消逝。从某种意义上说,Norman将自己的生命投入了无限的不可能之中,这个奇特的悖谬也许正是全球化冲突的本质所在,一方面,个体需要无限的生命体验,而在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边界的自我,但无限的生命却意味着无限的分裂,让自我也消失。

    Norman在中国卷入了星星运动、今天派诗歌以及85新潮等等重大的文化变革,正如1960年代的美国黑人对大街产生了诉求,Norman试图将自己又一次的抛入其中,与严力、贾樟柯等一代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电影导演打成一片。全球化以一种迅猛的节奏铲平了那些扎根于当地的文化政治乌托邦,由于厌恶全球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平庸化和均质化,艺术世界不断产生重拾精英主义理想的呼声。众所周知,浪荡子的视野在这些浪潮中备受批判,几经沉浮,但最终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代表了民主政治和大众视觉在文化上的胜利。

    许多拍摄对象成为他的朋友,例如2002年时的贾樟柯和他的妻子,这使我们捕捉到那一时代文化界自我实现的消息。Norman从文化场的外部向内,凝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参与者,这往往使我们看清一个浪潮的全貌。一种强有力的信仰贯穿着他们的情绪、动态、面部肌肉的每一次颤抖。贾樟柯腕上的皮质表带,他挽起袖子衔住香烟的姿态,他的高领毛衣、蓬松的头发和他有待整理的胡须。这些细节不约而同地透露出他的行色匆匆,向远方投射的目光告诉我们他正沉浸在展开理想的幸福状态。

    Norman在世界的每一个瞬间、任一处、任意立场下参与这种斗争,从心理结构上,他将每一处的文化复杂性消解为咖啡馆的圆桌,其中任一个角度是任意和均质的。对于一个外部观察者而言,咖啡馆的圆桌似乎是中产阶级和民主政治的最佳选择,但这只是事物的一层表象。更深层次的,Norman虽然与古典精英作出决裂,但仍无法接受被中产阶级所吞噬的文化选择,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全球化浪荡子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逃离的内在原因。唯有在不断的分裂和抗争中,在震颤的瞬间,Norman才有可能找到那个不被掉入庸俗缝隙的时刻。

    正因为如此,Norman倾向于在聚会的背景中进行拍摄,这些形形色色的聚会场景意味着他对文化圆桌的融入。他尝试进入遥远文化的每一场聚会,并尽可能的激起被拍摄者自然的情绪流露。有趣的是这种聚会未必发生在中国的地理边界以内,例如他在巴黎拍摄了高行健。在一个西方世界的场所中参与一次中国式的聚首,这表明逃离并不纯粹是地理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心理层面进行逃离或解放。

    Norman对中国的迷恋或不可摆脱的情结,与他的这种逃离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当他谈及自己在胡同里生活,以及和众人一起裸露着的中国澡堂的迷人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琐碎如尘埃般的文化体验对他而言所拥有的重大意义——它们帮助他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续的逃离。只有一个足够复杂、拥有庞大体量的文化世界才能够使他获得充足的存在感,而那些微型的国家与社会,在全球化伊始就被轻易的消解殆尽,而在遥远的中国这个国度还存在着容纳古典精英、波西米亚浪人以及无论是否存在着精神皈依的混世魔王的空间,为所有的精神浪子提供可能性。这个内在的逻辑导致Norman最终来到了中国,这也就意味着他注定会来到这个无限的世界。

    的确,中国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舞步,截然不同的、彻底异质化的人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艺术革命的浪潮——这些事件所蕴含的细节和存在感是无限的。这是一个浪荡子的最佳宿命,在一场无尽的戏剧中即便是可有可无也仍然是自由地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并永远逃离和摆脱任何被规划、被定义和被中产阶级吞噬的可能性。

 

    我们难以判断的是Norman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了全球化的悖论,他拍摄并逃离,卷入并放逐,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依赖于全球化快车所带来的效率与共识。最终,他的目击对象变的越来越多的全球化,而他则始终在他者之门外逡巡徘徊。我们无法知道,Norman究竟是否能够赢得这一场无尽的赛跑,阿基里斯与乌龟之间的赛跑。一方是精英世界的崩塌、中产阶级的涌入,另一方则是浪荡子的抗争与逃离,甚至没有任何人搭理的呐喊。30年过去了,许多在Norman摄影中的艺术家、导演和策展人在今天已成为巨擘,同时,也在更大程度上融入了国际艺术世界。沧海桑田,Norman的摄影执着地将我们的记忆带回那一时刻,带到事件和人物最孤独、最富于潜在可能性的历史瞬间。与其说,这种记忆将注定被全球化所吞噬,倒不如说永远存在着一个瞬间,在那一刻,阿基里斯尚未追上乌龟。在那一刻,浪荡子是逍遥而自足的。在那一刻所留下的目击影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世界的经典回忆。它存在过,并永远存在,它是我们曾经自由和存在着的证据。同时,它也将成为自我投射的明镜,无论明天我们将奔向何处、沦为何物。

无论如何,因为我们的身份与缺少永恒性,所以需要他——Norman A. Spencer,全球化村的无名氏——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个可以忘掉也可以永远铭记的瞬间。

 

2014219日星期三

 

 

 

 

严力:风往哪个方向刮

 

                                              

    我在这里先引述一段诺曼写于十三年前(2004年)的文字,这段文字的一开头他就引用了十二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伯·迪伦的话:你不必像气象员那样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

    然后他写道:

    历史总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当一个团体得到政权,总会利用历史的撰写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性.同时,边缘的团体也用历史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并挑战不同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文化史也是两种进行抗争的领域.中国历史上有无数选择性地来记取和忽略某些历史的例子.每一种评估都反映和纪录了作者所处之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的讨论也符合这个论断.而如何诠释文革结束后十几年的寻找个人价值以及与西方的接轨所激起的一波波文艺思潮的创作事件,就是对历史辩论的直接参与.

    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有过一些从不同角度来诠释历史的尝试,这些尝试虽然对增加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是有意义的,但仍然是不够完整的.一般来讲,不少尝试经常对焦于某个主题,比如所谓的高档文化,或者只注重某个特定的文化艺术运动.所以这样的视野是有其局限及缺陷的.特别是有关电影电视方面的研究,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性别歧视,其中抹杀了中国女性导演的重要贡献.另一个问题是19791989年的这段文化复兴的历史被特定的括号括了起来.所以只要谈起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综合问题时,就会产生谨慎且小心异异的现象.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艺术创造及新电影的介绍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被从给予它们意义的生活中抽离出来的面具或文物.换句话说这些纪录经常失缺有关生活的细节,缺失个体艺术家与文化团体互动的重要亮点,更缺失讨论.只有讨论才能勾画出个体艺术家与团体的个性与共性.所以,北京那个时期的文化运动没有被像历史上有过同样剧烈文化激荡的城市巴黎,纽约,旧金山,柏林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引起重视.那种汇集了诗人艺术家作曲家而形成的互相支持互相激励的精彩过程被掩埋了,还有它们所产生的波及北京地域之外的强大冲击力也被卸到历史之外了,留下的仅仅是几笔刻画出简单面具的粗线条.

 

 

    读了诺曼上面这段文字你对诺曼的理念应该有个大约了解吧。我是在1999年与诺曼相识于美国纽约亚洲协会的中国电影周上的,他对中国电影了如指掌令我印象深刻。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82年就在天津短期教过英语,从那时候开始就对中国的文化变革现象极为感兴趣。所以他作为美国理想主义的幸存者聚焦中国民间文化活动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他陆陆续续认识了我的许多当年今天杂志和星星画会的朋友,加上他对中国音乐和电影的热情,认识了很多品相类似的人们。他从2005年开始在云南大理购置了农民房的居住权,因为他在纽约的一所大学教英文,为此就可以每年都在寒暑假到那里休闲。而大理这些年来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文化人士,所以他的朋友范围越滚越大。他喜爱用镜头捕捉这些人的状态和表情,并命名为透过我的镜头看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是中国的文化人士,他对幸存这个词很敏感,他认为自己就是幸存者。那么让我们看看他的镜头里有哪些人吧,因为篇幅有限,(一百多幅照片)在编辑中只能选择一小部分来展示,我想,为此你多少能看出诺曼镜头里的风是往哪个方向刮的。

 

2017.7于纽约

 

 

诺曼镜头里的部分诗人和艺术家




芒克



杨炼


左起诗人严力、作曲家刘索拉



北岛




栗宪庭


诗人宋琳及夫人马童





李亚伟和朱朱




左起诗人潘洗尘、诗人北岛、友人俞鹏鹰




诗人李笠夫妇




诗人树才


星星画会杨益平


艺评家吕澎




艺术家叶永青




艺术家叶敏君


导演李玉




环保摄影师奚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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