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臆想的凯旋 “我的所爱在豪家；/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回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鲁迅《我的失恋》）面对当时盛行的失恋表达，老滑稽[1]鲁迅回应：莫“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且“……由她去罢”。[2]若由李亚伟来鉴定：鲁迅也“莽汉”过，这首曾被编辑抽掉而不予发表的“拟古的新打油诗”也够“二”[3]。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先锋诗人就调侃过那些不懂先锋的人：“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李亚伟《中文系》）。倘若时运不济，赶上经济滞胀、银行破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小本利息就随着货币符号的失效而彻底打水漂。打工人要挣活下去所需要的符号，却并不曾体验过真金白银的硬通货，更不可能奢望过上跟真货币（而不是货币符号）挂钩的财富自由的生活。学术打工人挣着通胀或通缩的各色符号，也很难去体验符号背后的新鲜人事——活色生香的现场经验如何被先锋们玩成后世的银行储备金。母语这笔遗产，按照李亚伟的说法：上天给人类大美的机会不会很多，千百年才让你像样一次。打捞、辨识并使用其中的硬通货就各凭本事：鲁迅有能耐拨动古旧形式与时兴情调所形成的反讽之弦，饱含感叹的“兮”宛若误打误撞到现代的古人，在滑稽而缓慢的叹息间，别人追美人的汽车早绝尘而去——“寻”她不得的现实处境已然形成，冒昧而冒犯的“回”礼不过是作者的有意提醒。身在白话文运动现场的先锋鲁迅自然深谙母语的任性和世故，新鲜的硬通货捣鼓起来并不容易——用旧形式表衷心必定迂腐不堪，在白话形式中揣几句“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流行文艺腔，怕是又太寒碜了些。总之，在旧形式中用“赤练蛇”这类呲牙吐信的家伙去发动挑衅，不太可能追到姑娘，由于还没找到更美妙的形式去混溶新鲜的情感，只能“由她去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诗人却不会犯迂腐或寒碜的错误、更不会甘心“由她去罢”，无论是追姑娘，还是捣鼓母语中的硬通货。“如果你想我得厉害/就在上古汉语的时候写封痛苦的情书/但鉴于我不爱回信的习惯/你就干脆抽空把你自己寄来/我会把你当一个凯旋的将军来迎接”（李亚伟《毕业分配》）。先锋诗人“劈头盖脸”地主动出击，干脆破除赠与回之间固定的旧形式：既然写情书和古汉语课一样痛苦，姑娘你就代替“情书”把自己寄（赠）来，“我”代替回信来迎接（回）你不是更好嘛。看似“莽汉”的表达，实则迂回地绕了一圈，既奉承了姑娘又吹捧自己，把新鲜莽撞的情感包装得煞有介事：姑娘你爱我来寻我，你赢了！没有昏聩的陈词滥调，还颇解风情，这封在1980年代出炉的情书兴许能博得美人莞尔。多年后的网络时代流行过“土味情话”：利用词句的惯性意义引导对方形成心理期待，再顺势把表达拐向另一层意思——劈头盖脸地糊对方一脸肉麻话。配方听起来有点熟悉：那个假装在认真讨论寄信回信事宜的家伙，不就顺势表达出“把你自己寄来”这等心机。当然，成批量炮制的网络段子不过是低配版的先锋情书。李亚伟看得明白：先锋诗人鲁迅在时间的河流中被搅成“沉滞的肥皂泡”，模仿者或解读者并未捞得多少硬通货。同样，对于1980年代的先锋诗人而言，他们新鲜的感受和表达也将面对接下来的通货膨胀，在流通中贬值。毕竟，之后的时间里，可玩的物质和精神越来越多，玩得花样也越来越多：“但我知道因特网上的春光，打开笔记本，鼠标所指/便见跨国公司们合力修建的通天塔，好陡的天梯，鬼斧神工”（李亚伟《新世纪游子》）。表面上看，现代媒介这厢春光大好，已然建立了共同体与共同意识的通天塔，然而看似自由而广泛的选择往往被各种利益所操控，被利益选中的思想、观点、行为模式和表达就更容易膨胀——合力打造出沟通与生存的盛景和蜃景，直至通胀的泡沫消散，直至人们在相同或不同的时间点先觉或后知地感受到不可逆转的衰落：”关于金钱问题，他只偶尔回头看一眼国家政策/事实上，这个国家，经济已经开始悄悄下滑“（李亚伟《人物记之一——周樯》）。
台湾作家张大春讲过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听到收音机里的节目主持人用“暮色从四面八方袭来……乘着歌声的翅膀……”来诠释一首弦乐七重奏，他瞬间受到惊吓。“那是一种来自鬼魅的惊吓。白话文运动时代早已死去的幽灵附着在早已腐朽的语言的尸体上向我招手，它仿佛在展示阴曹地府的驻颜术”[4]，先锋情书也避免不了被涂脂抹粉后用来诈尸的命运。在时间和世事发酵出的通货膨胀中，先锋的表达要被榨干最后的价值，等到姑娘们对着土味情话发出“嘘”[5]的一声，就告终了。然而，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再到鲁迅徐志摩废名，母语中的硬通货在风尘和风雨的痕迹中却愈发显眼，政治、政府和文化的符号变幻莫测，前世今生的通货膨胀都抵挡不住真金的诱惑，也抵消不了金子的光泽。正如张大春所看到的白话文运动时代的修辞力量：“在鲁迅、徐志摩、废名、凌叔华那里产生过动人力量的修辞之所以动人，必定因为它有着和它相互冲撞出强烈张力的语言环境，读到那样的修辞，即便我们明知它是一具遗体，也足以体贴它曾经如何生龙活虎地创造着世界”[6]。也正如李亚伟由衷赞叹的宋词的魅力：“那些美丽的语言之花，千百年之后，仍然会被时间之手从月亮那巨大的银盘里摘出来，插在孤独者的窗外，默默开放，溢出淡香。”[7]面对“出类拔萃”的母语，面对“搔首弄姿，往外折腾，想要出来”的母语，李亚伟也有他对她的野心：你从过去的时间来，你从过去把自己寄给现在的我，我迎接你，这是你的又一次凯旋。 通货口语 在李亚伟看来，“大美”的宋词正是基于宋朝的口语：“李清照用的是宋朝的大白话，抒的是宋朝的普通情，写出来的却是千古绝唱”。[8]在母语的硬通货中，口语往往先得时代弄潮儿（先锋）们的青睐。按照胡适的说法：“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9]后来的政府用“文言”作为全国沟通的媒介，向庙堂而去的“文体”在形式和情感上也有别于向民间和私人领域而去的“语体”。在漫长的历史中，“天下一会儿治一会儿乱”（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七首），“有人辞官归故里，也有人连夜赴考场”（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首），庙堂高高在上地操控着生死富贵，“去官场，接受政治的玩弄”（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首）的人们却也偶尔醒悟或大彻大悟，抛开干谒的“文体”，转向游戏人生或呕心沥血的“语体”：“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10]。李亚伟在“川东这样原始文化生态保存相对完好的地区的方言”[11]中成长，醒悟得更早，或者说他在“相对完好的天性”（李震语）中一直醒着，他对口语写作有极强的自觉意识和自信：“我的创作始于80年代，因为语言和内容的过分粗暴，我的诗歌从一开始就被我周围的朋友们归入‘地下诗歌’一流，登不了大雅之堂。也因此，我也老早就心甘情愿地待在所谓的边沿，孤芳自赏。”[12]李亚伟在诗歌写作中对“我”的表达毫不犹疑，经由“我”而言说出宽大的世界和缤纷的人事，所谓“过分粗暴”并不只是语言和情感的挑衅，更意味着口语对表达的开拓：说出扭捏作态的“文体”不屑于说的、不好意思说的，当然，更是它没有能力说出的。
在李亚伟早期的作品中，对青春之“我”的表达更多地源于天性和本能。“我”原本就指向私人，甚至私密的领域。然而“我”又是单独而渺小的存在者，为了真实的生存或自我存在的幻觉往往被献祭或主动献祭：“那是大地上调皮的晚稻，在夏天顽固，到了深秋才答应做人民的粮食”（李亚伟《红色岁月》第二首）。在历史和现实中，对“我”的表达和经由“我”而表达出的，响应过公社和市场的通胀，堆砌出远离生活和内心的辞藻，再反过来塑形更干瘪乏味的生存处境。尽管亘古至今，“我”所打开的口语表达和率真情意都是硬通货，李亚伟也要有本事辨真假，戳破高高在上的通货膨胀，坦率地承认“我”本能的低俗和存在的渺小（这当然也是硬通货）：“伙计，我是大地的凸部，被飘来飘去的空气视为笑柄/又被自己捏在手中，并且交了差”（李亚伟《自我》），才能克制而骄傲地确立在伟大的“人民”中作为“零头”的自己（避免新一轮不必要的通货膨胀）：“伙计，人民是被开除的神仙！我是人民的零头！”（李亚伟《自我》）。当然，诗人更要有本事“添金”（而不是贴金），打造出新的硬通货，扩充口语的包容度和复杂性：“我倒下当然不可能倒在你身边/我不想让你瞧不起我/我要在很远的地方倒下才做出生了大病的样子”（李亚伟《给女朋友的一封信》；“我看见我率领的这些兵士/因隶属而失去信仰/我高兴地起身，成为一只过河卒/向下午匆匆走去”（李亚伟《象棋》）。“我倒下”“我看见”“我高兴”正是“我”毋须外力干扰的自主状态：“我倒下”—“当然不可能倒在”—“我要在……倒下才……”通过语义和情感的蜿蜒尽情地打开私人和私密的领域；“我看见”本不可见的“因……失去信仰”则导向一种形而上的视域；“我高兴”而“走去”更是撞破了形而下的现实生存原本无法体察的时间的空无和存在的盲目。而“我”“洗心革面”，“对着天空重新叫酒！”（李亚伟《天空的阶梯》））世俗的酒色和尘烟终究孕育出更高的法则：“处理着我们的内心，处理着我们的前世和今生。”（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十八首）
李亚伟曾这样描述自己和母语的关系：“我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汉字是我自杀的高级旅馆”（李亚伟《萨克斯》）。如今再看这个意气风发的表达：表面上，莽撞的“语言打手”不太有见识地把他如鱼得水的嬉戏地和栖息地看作“高级旅馆”，然而他为母语所做的一切清除“疑难杂症”的“粗暴”行径，似有难以启齿、更难以恰切言说的殉“道”意识。李亚伟从不回避宏大的词和“伟大”的情感，“国家”“历史”“朝代”都属于“我”要探究的对象，而“我”调侃、反讽、严肃或无奈的表达正如内心伸向外界的触手，反复碰触、衡量和调试“我”与它们构成的生存弧度，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历史正被一个巨大的星际指南针调校”（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三首）“朝代们找不到自己在世上的位置”“国家也都是路边店”（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十八首）。因为，以更广阔的时空为参照，以上宏大的词所指向的都成了微不足道的“黑点”，茫茫无所依，甚至也无所意味——这种状态，恰如渺小之“我”的处境：“那时，我和现在一样，最远只能看到银河系。”（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三首）由此看来，人类历史被星际指南针调校所遵循的那个尺度又何尝不是“我”仰望星空所敬畏的那个更高法则。“我”探寻“私人”之外的领域——有时是旗帜鲜明的“公”，有时是漫延在时间中模糊而宏大的王朝、权力和政治，诗人无法仅仅凭借强硬的对峙或讨巧的反讽就能轻易表达出它们如何构成、挤压或意外成全个体的生存处境。然而，“我”遵循的是更高法则，在它的衡量之下——历史、朝代和国家都很渺小，更毋论个体所要面对的大是大非那类细枝末节。因此，在李亚伟的诗歌中，“大”如地球，也不过是“我想起银河系里的地球/裹在大气里的地球，看上去就是挂在太阳系上的一只蚕茧”（李亚伟《新世纪游子》）。他一视同仁地为母语处理大小公私，不需要借助蛮力或机智显示自己可以处理、处理得当。毕竟“我”从天上掉下来，殉“我”所由来之法则，这也是天性孕育出的对母语的信仰。当然，信仰和更高法则不能解决技术层面的问题。“语言打手”在致力于让硬通货口语更“硬”的过程中，主要面临口语如何熔铸古典性和政治话语这两项疑难杂症。
在1980年代的“莽汉”那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反文化”比“莽汉主义”更像一个不恰当的标签。尽管“莽汉”们看重“流浪汉诗歌”“行吟诗歌”类的口语化写作，“泼皮”们更是“跟现有文化找茬”。然而正如李亚伟所言：“要主动说服、相信和公开认为自己没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起点。”[13]“反文化”是一个姿态，从这个起点开始，他们身体力行过“用头/用牙齿走进了生活的天井，用头/用气功撞开了爱情的大门”（李亚伟《硬汉们》），豪放地写作献给“打铁匠和大脚农妇”（李亚伟《二十岁》）的诗。然而，即使在“莽汉”活动和诗歌的高峰期，对“反文化”的短暂标榜并不妨碍他们对于文化的好奇。多年后，李亚伟满怀情意地写出精美的《人间宋词》，在书的结尾，他述及一段往事：“1985年，我学写新诗已有好几年，一天，随意读了一些宋词，写下了一首关于宋词的诗歌，现粘贴在下面，作为结束。”[14]当年，诗人这样开头：“古人宽大的衣袖里/藏着纸、笔和他们的手”（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二十多年后，李亚伟在一次获奖演说中用“宽大”表达寂寞：“诗人常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容易对爱和永恒痴心妄想。”[15]古人视野中的“大江东去”“西江月”并非只被调侃或反讽地使用，李亚伟尽可以讽刺文化通胀的造作和虚假，过去时代的弄潮儿所掀起的悠游与流离却总是映照出他眼前的逝者如斯：“坐一叶扁舟去看短暂的人生”（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他就忍不住要从时间之手中接过千百年前的叹息。李亚伟接得很自然，古人“写些伤感的宋词”碍不着他写他的酒色之诗。当他看向他们，那些“在古代彷徨的知识分子”“朝廷里他们硬撑着瘦弱的身子骨做人”“多数时候成了右派的光荣先驱”（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他显得比他们清醒得多。极尽包容的口语像表达故事一样笑谈过去的时光和人事，故事中的碎片却在某个醉酒或空虚的夜晚侵入诗人的内心，碎片包裹着逝去时光中宽大的寂寞，他眼前一闪而过古人宽大的衣袖和音容：“他们就用衣袖捂着嘴笑自己”（李亚伟《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在口语中熔铸古典性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诗人辨认出过去的开阔、丰盈与鲜活，那已成空无的时空和人事在不经意间回馈他存在过的生机和终归空无的虚空：“你看那如烟的大水放弃了什么/你站上桥头，看那一生，以及千古/用手中的小酒杀尽了身外的事物/却在内心的深处时时小心，等待和时间结账”（李亚伟《内心的深处》）。李亚伟在诗句中下意识地编织着现在与过去，世俗的声色和形而上的焦虑相互抵牾：“手中的小酒”只能破除和它同属于世俗级别的迷障，“我”所遵从的健康、莽撞而充满活力的天性能对抗的也仅限于那些“身外的事物”，打量过去的“千古”和过去之人的“一生”让诗人发现另一个自己（“你”），他深知时间中的万古愁会像它曾经找到古人一样来找我们结账。
近现代以来的革命和政治构成了更现实的母语环境，李亚伟开始写诗的时候，“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16]的那个庞大而僵化的语言幽灵蛰伏而并未远去。他的成长记忆里不可避免“文革”时的标语和口号：“鬼话也就超过文化”“‘假’字害了他终生”（李亚伟《红色岁月》第九首）。“1968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三百万红卫兵，万夏6岁，我5岁，两个小男孩，被革命的光辉照得红彤彤。我们没有得到主席的检阅，大串连的列车中也没有我们，武斗的时候我们在哈着腰捡子弹壳，我们当时目不识丁，但能背语录，从大人的腋下和胯裆下往前挤从而出席各种批斗会。”[17]“莽汉”们没有身处风暴中，对“革命”和“上山下乡”的浪漫化想象也或多或少地存留过：“当年上山下乡当知青的人，早在1984年前就通通回了城、安了家，但看起来‘莽汉’是至今还在插队落户的人，只是把农村换成了文字，我们也将大有作为。”[18]即使在往后的岁月里，诗人从精神和肉体上都直面过政治话语加诸于个体的极端现实：“谣言使人民普遍成了诗人，少数成了敌人”（李亚伟《秋收》）。“普遍”（多数）和“少数”都曾在语言中打造出辉煌的胜利和敌人的渺小。这个改造了政治话语的诗句如今读来竟有谶语的意味：特殊的历史时期盛产过从人民中而来的诗人，敌人只是少数人；“莽汉”们也曾自诩为人民的诗人，然而终归有“少数”要成为敌人——“多数”和“少数”的魔术总在历史和现实中制造这样的循环。在1990年代的组诗《红色岁月》中，回归人民的李亚伟对政治话语并没有太多应激反应，无论是“人民”“群众”“集体”“劳动”等相关词汇，还是“再教育”“上山下乡”“脱离了群众”“不三不四”等口号。反讽地使用这类话语只是最表面的现象，也是他一贯擅长的。关键在于这些“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的语言如何重新释放词语的活力？诗人无意去制造标语和口号的永生，无论它们被用于反讽还是存留过去岁月的些许激情和憧憬，更漫长的时间未必不会抹去它们的痕迹。曾经，作为一个稍显边缘的见证者，李亚伟保留了他接纳它们时那孩童般的情真意切：“这时背着书包穿过麦田去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李亚伟《秋收》）；后来，当内心和身体都承受过“但伟大的爱仍然是暴力，客气地表达了杀头和监禁”（李亚伟《红色岁月》第六首），他看清这伟大的爱的话语所编织出的广阔天地“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政治话语的熔铸同样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诗人曾高兴地起身，奔赴他撞破的那个形而上的下午投向尘世的阴影，一如那些上山下乡的前辈们“从种子中进入广阔的天地”（李亚伟《红色岁月》第十首），他们都曾在被遮蔽的视野中看到过自身和世界的鲜活与广阔，最终迎来“收编和诱杀”。“所以，这些不三不四的字词，我无法无天的酒肉朋友/明天我们又去哪家妓院，上哪家酒馆？”（李亚伟《红色岁月》第十四首）是哪条标准衡量出“这些不三不四的字词”？“我”热爱过的话语以最苛刻的方式把意气风发的酒色化为尘世的消极，毋宁说这是警告而不是反讽——对于那些肆意而热烈的奔赴，对于那些惨痛的代价，诗人以怀旧的方式掀开怀旧远远无法容纳的残酷。 母语的珠宝 “我飞得更高，俯临了亚洲的夜空，我心高气傲！”（李亚伟《我飞得更高》）“我飞得更高，超过了自己的无知”（李亚伟《新月勾住了寂寞的北窗》）李亚伟从没有忘记：“你是天上的人”（李亚伟《美女和宝马》），遵循更高法则而飞得更高，最终像他热爱的那些伟大的作者们一样回到天上，从而“住在自己的星宿里，在遥远的银河里回望着岁月，闻着人间的香气”[19]。在更高法则的衡量下，李亚伟越来越看清每个人生存的无知和弱小，也尽可以傲视同样渺小和盲目的国家朝代、大是大非。纵然，回首半世的时光，他无法避免“我有时活到了命的外面，与国家利益活在一起。”（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一首）然而，这些巨大并且虚妄的身外之物，“最多也是用来抛弃的”（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十四首）。从天上掉下来的语言打手终有一日要离开汉语这个高级旅馆，这一生的奔波和打捞，这一生的破产和暴富，当他拂去泡沫、滤掉沉渣，那些被掂量和打磨过无数遍的珠宝是否可以结算掉这一生的寄居？像他的前辈们一样，留下蕴藏着丰盈情感和鲜活生命的珠宝——玩转百世，他们和我们不过是“想要在眼前这个世界上找到一条正道，走出一些动静”（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首）。当李亚伟更多地领悟出更高法则，也愈加看清正道：高于人间的虚空和超脱并不抵触人世的开拓与持守。即便灵魂不灭、可以离开地球飞向“我”的“双鱼座”，幼稚而渺小的地球也曾孕育过最绚烂的青春和想象，他将和所有回归星宿的人一样，牵系这闻道之地的馨香。
在组诗《河西走廊抒情》中，李亚伟检视生存的荒唐与沉湎，灵魂周转在奔命的祖先和自我之间。历史中的疆域和国家不断地成为遗迹，母语如他所爱的女人，前世在治乱中叹息、抹胭脂，今生还托来春梦、让他从黄脸婆的队伍里辨认她。他、他们（祖先）和她在命外被国家和经理管理，在命里经历生死转世。打量祖先和母语用过的世界，打量自身和他们命里命外的联系，他“从人生的酒劲儿中醒来”（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二首），再串好一粒为过往和现实叹息的花开与流水：“唉，花是用来的开的，青春是用来浪费的”（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十五首）“唉，水是用来流的，光阴也是用来虚度的”（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十四首），把珠宝都抛向永不停息的时间。此刻，“所有的历史，正向着宇宙的深处轻轻地坍塌。”（李亚伟《河西走廊抒情》第二十二首）而母语会去往更遥远的未来和宇宙。
作者简介及文本背景：作者，曹梦琰，女，1986年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江苏理工学院。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诗话语衍生的地方性研究”2019SJA1071、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诗歌中的地域性研究”KYY17502的资助成果。
[1] “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见《胡适日记全编》3，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55页。 [2] “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见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 [3] 在谈论莽汉的时候，李亚伟认为：“‘莽汉主义’绝非新的创造，它要的就是古人那种无法无天、好酒好色的刺鼻味儿和骨子里的幽默态度。‘莽汉主义’可以来自于任何时代和任何人类生存的地域，因为它可以走到任何时代和地方。”见李亚伟《英雄与泼皮》，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在谈论先锋的时候，李亚伟说：“历史上每一次文化的向前发展，都是二逼革命。在你发现自己必须二的时候，你要低头看看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它们是不是非常墨守成规，它们是不是显得毫无意义?你还要抬头,看看二在何处,它在什么方向?”见李亚伟《先锋——先看见、先发现、先说出》，李亚伟《诗歌与先锋》，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3页。 [4]张大春《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5] 艾略特（T.S.Eliot）《空心人》：“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见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年，第102页。 [6] 张大春《小说稗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7]李亚伟《人间宋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 [8] 李亚伟《人间宋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197页。 [9]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0]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11] 李震《重读李亚伟》，见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12]李亚伟《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演说》，见李亚伟《诗歌与先锋》，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13] 李亚伟《英雄与泼皮》，见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24页。 [14] 李亚伟《人间宋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 [15] 李亚伟《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演说》，见李亚伟《诗歌与先锋》，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16]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说：在战后的德国，“德语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德语成了噪音。人们仍在用德语交流，但却创造不出交流的意义。”见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0页。 [17] 李亚伟《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见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16页。 [18] 李亚伟《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见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第218页。 [19] 李亚伟《人间宋词》，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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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