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晖论史铁生 -幸存者诗刊-二零二三年第一期

如果按照当下“出生年代+后”的划分方式，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无疑应该属于“50后”。“文革”这代人，还有一个烙着历史特殊印记的专有称谓，即：红卫兵一代。在中国大陆，“红卫兵”已脱离原有的词语意义，成为一种特别的符号，其本质特征就是激进的理想主义。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操持“激进的理想主义”这一定论，来探寻这代知识人的精神形态，尽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从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背叛”其历史，对自己青春期的幼稚、冲动、迷惘、罪恶有过较大篇幅的忏悔，但绝大多数人已蜕化成完全的世俗实用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成为精神高地领域的分母。

严格说来，“文革”对当代中国的破坏属于毁灭级的不可逆的社会生态破坏，绝不仅是“打砸抢”所制造物质层面坏损——况且这种财富积累范畴的东西完全可以依靠其后的增量进行弥补。更为惨痛的是，它造成整整一代年轻人以信仰崩塌为指向的心灵破碎和人格损伤。当一代人亟需人类文明乳汁哺育之时，却被抛入癫狂与野蛮洪流，于是，他们时常面对习以为常的人性背叛、互害、残忍，且毫无不安甚至负罪之感。我将这代人命名为“心灵钙化一代”，他们对人类文明存有特别奇特的认知偏见，包括不解、生疏、隔膜、敌视，于是拜金拜物、利益导向，进而处世失范，丧失底线。同时，极为惨痛的是，“文革”恶果还存在一种特别的“延时效应”，就像爆竹引线被点燃后，并不是立即起爆，其起爆时间取决于“引线”的长短。至于“文革”一代的“引线”长短，则取决于内心受伤程度、埋藏深度、分裂强度和自我疗伤能力。由此可以推测，这代人的真正引爆时刻，无疑处于该群体全面掌控社会之时，即会将其劣根性部分一一地彰显出来。综上，当这一代人逐渐成为社会中坚并开始全面掌控权力后，刚与人类主流文明接榫不久的国家，将会再次出现主动疏离或被迫隔离，随之，相关的民族苦难或将接踵而来。但愿，这仅仅是个理论假说，况且国有国运。

许纪霖先生从思想史角度描述过这样的情景[3]：到九十年代初，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和信仰虚无主义的泛起，张承志等一批老红卫兵就再度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匆匆上阵应战。应战的姿态是悲壮的，但所用的武器却是那样的陈旧，几乎只是195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于缺乏足够的思想魅力和现代价值吸引新一代年轻人。人们敬佩的只是张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对他与张炜那种偏激的、红卫兵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或多或少持有保留意见。

我认为，张承志和张炜的初衷，本来无可非议——理想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的重大缺失，但问题是，当他们发现精神世界的空洞缺失之后，拿什么东西来填充就成为必须的回答。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红卫兵”式理想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将理想主义简单化，同时倡导同代人理想的同源、同质、同化，淹没个人勇气，进而否认个体生命精神的内在自我拯救能力，终于走向其反面，并留下一大片新的信仰废墟。于是,问题也由此而出，究竟采取怎样的策略拯救理想主义？即使这样，我也不愿意将以下针对史铁生的描述纳入红卫兵语境，但可以肯定地说，史铁生既是研究“50后”个人精神成史的重要样本，也是非典个案，对“60后”的心灵成长特别是作家人格认知和情怀建构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说，“50后”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群体声音，群体声音的典型表征就是说教，其本质是统一模式，是针对群体采取的一种“化零为整”的强化措施，遗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思维陋习，对个体生命根本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但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并不代表群体声音，是从自己内部发射出来的个人立场；他的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这些巨型词汇发生关联，而是自己面对自己内部虚无困境的挑战和超越。从本质上说，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个人理想主义，充满温情和伤感，是个体生命体验的完成者，同时史铁生能够超越自身，努力解决个人生命中的精神难题，为此，我们只能从他的心灵内部寻找原因。

在史铁生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他藏于内心深处的悲天悯人情怀。其实，中国作家的智力、技术、情感积累,特别是对现代文体认知已经完成并取得很好的业绩。现在所缺少的重要东西就是情怀——那种巨大的悲悯情怀，这是真正导致作家巨大起来缘由，主要包括：一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其中历史感、宗教感不可或缺，当依仗这些东西做支撑审视世界时，就会找到特别的细部；二是用什么角度、方式关照人类精神——其中，悲天悯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当作家在这种状态下关照人类的精神世界时，首先会拿自己的内心当做试验的器皿，接近忘我境界；三是用什么眼界观察并切入生死，其中，超越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当你用超越的眼界看待生死时，就会还原真相、抵达趣味，在内心深处找到根源，进而反映出灵魂深处的纠结与搏斗。

我们知道，在神奇的中国成为优异作家的难度肯定会远远超过西方国家，其原因不难推断：在西方国家常常是一些常识类的东西，作为中国作家需要经受过很多苦难的体悟才能感受到——因为民族思想资源的匮乏，中国文化本身就不具备历史感、现代性。我经常这样想，我们民族的思想资源到底能给现代作家的形成提供哪些东西？答案无疑是悲观的。这时，如果我们说作为作家的史铁生已大于思想家——不是指相对深度，而是绝对广度，那些没有边界的广度，那么，史铁生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仅仅来自个体生命体验？

其实，个体生命体验本身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就作家内在的基本原则而言，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自身生命的基本看法，即对自身的生命意义、生命质量建立一个综合评价体系，首先要回答生死问题。对于史铁生，就是在生命受限的情况下怎样超越，这是一个基本体系。二是怎样建立起作家的良知，捍卫权利、坚持正义，因为我们仅有的权利几乎每天都在丧失、每天都被各层体制各种机构侵蚀。那么，怎么样对待陈旧体制以及与其形成的矛盾？我们要像砂轮磨铁一样不停地打磨，这样，首先可以保持铁的正常以及砂轮的旋转，其次是砂轮在打磨中获得生命本身的意义同时保持合理的磨损度。三是如何看待穿透情感？

当一个作家走回自己的内心，其传达情感的感情及其方式才能进入读者的内心。建构上述体验，并能自觉进行按照自己建构的方式体验，其难点在于支撑点，即用什么做支点将自己离开地面进而飞翔？就生命体验本身，中国作家和西方作家的一个差异是，绝大多数中国作家的写作状态是脑子参与、心灵溜号，这样，当我们发现史铁生创作的那些心灵参与的文字，就会格外地珍惜。因为，史铁生的写作不再是漂移的思想表层，而是沉潜在内心生命的底部，一般来说，这样的写作有以下特征：一是因排斥速度而节奏非常缓慢；二是在进入写作者内心的同时进入读者的内心，时时有细部让你冥想；三是所有文字的最后指向都是爱、智慧以及穿越虚无的意义。

一般来说，“一个世俗社会的全面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4]”，就像一部汽车的真正瘫痪是从发动机开始的。的确，精神危机发生的主要标志是无视与终极性有关的一切问题，如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用于瓦解世俗观念的重要词汇。1990年代初期，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异常活跃，其实这是知识分子的内部焦虑造成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所争论的关键词中，人文精神、理想主义和精神家园出现的频率为最高。

在文学界，集中论说上述问题，张承志和张炜的方式比较激烈——激烈就会显得热闹，反抗世俗的热闹惹来世俗的围观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旗帜的问题是关键问题”——只是我们发现，旗手们竖立的旗帜对我们的内心生活根本无法产生直接的影响，体验到热闹之后，做为个体生命的我们——都不难发现：我们自己的位置应该是、也始终是处于历史的波谷之下，我们渴求内心和谐安宁，渴求探寻生命本身的真正意义。也许，能够拯救我们的金矿就在我们内心寂静的底部。

就在这样的时刻，史铁生向我们缓缓地走来。史铁生的思想更符合我们的内心，具有内在的自我问询、自我组装的特征——这是一种珍奇的个人力量，是这个时代里个人的根本勇气所在。史铁生在重建个体生命的意义上，着力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并将此问题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无庸置疑，史铁生自身的肉体限制，逼迫他思考生死问题——可以这样用一句话概括，但具体到个人则需要相当长的阵痛的过程，史铁生的精神增长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那是没有虚无、没有轮回、没有祈祷，只依靠个体生命内在启悟带来的内在的理性力量。

史铁生首先认同加缪哲学，认同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5]。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针对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史铁生这样表述，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独，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二是痛苦，人生来有无穷的欲望，而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三是恐惧，人生来不想死，但总是要走向死亡……[6]。这些困境是永恒的。无法克服的，它们构成了人生虚无感的背景。每一种困境都意味着生命的残缺，人生注定是残缺的，荒谬和不圆满的，即使我们人为地进行好运设计，最后也会沮丧地发现它并不存在[7]。这是史铁生在深刻的绝望之后的顿悟，史铁生和加缪相遇——这是一次极其丰富的相遇。人的命运被偶然之网所笼罩，人生充满了荒诞感和虚无感——史铁生的个体经验是有说服力的。就在此时，史铁生与自己的“50后”在精神认知上分道扬镳，史铁生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看作获得生命意义的应有部分。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8]。我非常赞同许纪霖先生的分析，正是因为这些，使史铁生沿着加缪并超越加缪成为可能。

人生的偶然性决定了它的荒谬性——怎样赋予荒谬性的人生以意义是解读史铁生的关键。“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9]史铁生上路的时候，他的所有困境和痛苦具有个人化的内在真实，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灵魂的拯救，且仅是一种自我拯救，并未将任何社会道德责任覆压其上。于是，史铁生选择写作做为生存意义的证据，并且剔除了写作的功利目的，仅仅做为生命存在的方式。

我认为，写作的意义对于史铁生来说，就是写作本身，首先传达出浓重的个人意义。在这里有个重要问题，就是史铁生的最初的思想资源来自哲学家刘小枫的相关基督宗教理论，但最后的指向与佛教精神相通。“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10]通过史铁生的写作，我们看到一种温情、善良、智慧的内心生活，是写作在改造他的内心还是他的内心在改造写作已经无需考证，不过，我们看到他内心世界已出现巡回游走的状态——在童年、青年、少年、中年、老年之间交错游走且不断重叠。这时，我们已经感受到，写作的最小意义本身就是其最大的意义。对于他来说，写作的意义就是平衡，试图克服现实带来的不安、克服对生命本身的恐慌、获得智慧的工具，尽管他知道即使写作也是徒劳，但仍然是一个诱人的过程。此外，我们不难发现，他不喜欢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时写作可以缓解他和现实的紧张关系，写作帮助他营造出较为完整的心灵生活，进而制造出另外一种现实，同时史铁生在写作过程中真正体会到形而上意义——有那些高于日常生活的意义的存在。写作给史铁生创造丰富而完整的内心生活以及不同寻常的个体生命勇气，同时赋予新的观察世界的形式，世界的色彩发生变化，使他在那些逝去的时间深处发现藏在夹缝中的崭新意义。总之，做为生命个体，写作给史铁生已经带来那些可以清晰体会到的、绚烂的东西。这时，那些巨型的抽象名词与他已经彻底失去联系。史铁生始终在拿自己当作试验的容器，始终考虑自己内心的柔度、硬度、宽度、长度、限度——到底建立一个什么通道——才能保证内心完整？保持什么样的状态才能显示出应有的更有力量？吸纳什么东西才能使自己的内心更细腻、敏锐、柔弱、坚定，从而释放出适宜的能量？经历怎样的灵魂搏斗才能找到回家的道路？最后可以抵达到什么地方？这些，都是史铁生不断试验、观察的重点部位——其实，他在时时观察着自己心灵的化学反应。这些，就是史铁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作家面对内心的真正含义。仅仅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可以说：史铁生以丰富的个体生命体验，竭力超越虚无和荒诞、超越传统的理想主义的实在和功利。

我认为，至少在文学界，种种迹象已经表明：中国的新理想主义时代正在缓步走来，同时这种新理想主义的基座必将是史铁生式个人理想主义的增强版，并会率先发生在“60后”作家身上，而且将一并裹夹着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夹杂着一部分现代性、夹杂着对个体生命本身的感悟。其根本原因是，“60后”作家已经开始思考意义，有的人甚至已完成精神爬坡——爬不过来的就会坠入谷底甚至成变成魔鬼。实际上，这也是“60后”一代的最后一次“精神翻墙”的机遇。我认为，对于“60后”，史铁生的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标志着“50后”的一代人的精神样本凸显。随着史铁生肉体的消失，标志着“50后”的精神样本被凸显。我还愿意推测，“50后”在百年之后底能留下多少这样精神标本？史铁生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第二，“60后”会逐渐感受到史铁生精神与自身生命的链接部位。“60后”在荒芜经年后已开始回到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知上，即如何穿越生命虚无重新认知意义以及能否最后一次飞翔——这是中国“60后”作家的精神宿命。比如，做为“60后”的精神样本崔健，已变得不激愤、不绝望甚至温情起来，并试图唱出破碎后的意义。我们不难发现，的确有一种东西正在缓慢走来，一种崭新的曙光。

其实，史铁生的个体生命体验的关键部位，就是如何能获得在更高的意义上率先观察自己内在生命的能力，其中包括方式、形式、方法和支点。我认为，依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无法获得这些，因为它只能提供逍遥、出世、游离等非常状态，缺乏坚守、坚持、挺住的常规措施，如穿越精神难题的智慧以及必须的柔韧度。这样，中国作家所制造的精神难题通常是假命题并与个体生命体验本身脱节，甚至与周遭现实缺乏联系甚至脱钩。在这里，我不排除佛教精神而且相信这样的力量存在，但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不属于中国传统属于东方文化佛教；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佛教的认知因急功近利而与佛的初衷背道而驰，其中不排除藏传佛教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并已提升到普遍信仰的层面。

尽管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但其意义规则及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每个人的信仰对象可以不同，但是信仰的方式却值得反思[11]。什么是真正的激情？尼采已给出明确答案——他曾经在其散文《曙光》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一切激动的、吵闹的、不连贯的神经质行为都与伟大的激情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激情在人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热，使他外表看上去平静而冷漠。”[12]其实，真正的勇敢，就是知道真相后的深深热爱。史铁生在创作《我与地坛》初稿时恰逢1989年初夏。当然，如果没有《我与地坛》，史铁生的全部作品将存在怎样的缺憾？那无疑是另外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这篇散文将在文学史越来越显示出独特的意义。我想说的是，在1989年那个特别的夏天，史铁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走向内心的写作立场，并在更高的意义上完成了自身超越。让我们再读一次《我与地坛》的结尾：

在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史铁生内心深处已经生长出博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激情不能涵盖用宁静也无法传递，这是另外一种神思的智慧，已经超越生死。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内心感悟的力量、个人精神拯救的力量，在这种力量面前，一切主义、理念都变得微小而无声。史铁生的博大情怀，决定他对世俗社会始终抱着宽容、理解乃至超越的姿态，他始终站在一个高点看待世俗行为，既不陷入也不疏离。世俗从来不是神圣的前提，但是神圣的背景——我始终坚信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生命状态。

综上，史铁生的理想主义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基本方式的个人理想主义。在这里，史铁生内心深处的爱、智慧、生命意义等依次递进的三元素已与其个体生命体验水乳交融，而且这里的生命意义是从虚无中蒸发出来并经荒诞洗礼后获得的，进而显得格外凝重。我认为，如果探究上述三元素的思想资源，那就是：爱的理念来自基督哲学理论[14]，智慧来自于佛学理论，生命意义来自于自己的内心领悟。“爱，永远是一种召唤，是一个问题。爱，是立于此岸的精神彼岸，从来不是以完成的状态消解此岸，而是以问题的方式驾临此岸。爱的问题存在与否，对于一个人，一个族，一个类，都是生死攸关，尤其是精神之生死的攸关。”[15]我认为，史铁生对于我们的现实意义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一个人仅仅依靠自己内心的启悟，如何在最大程度上突破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限制，即：一个人在不关乎具体宗教时，能够获得多大的内心和谐与力量？能否自由地飞翔、能否精神复活、能否殊途同归？一个作家怎样做到在形而上、形而下两岸间自由穿行？说到底，就是在一个没有英雄的世俗化年代，怎样做成一个健全的人。

其实，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依靠爱与彼岸来支撑，几乎所指出所有的路最终都是一个方向。正如佛经所说，凡人皆为佛，佛亦为凡人，回到本觉自成。即使平凡的人回到自己的本体也可以获得自在，这样，一个不依赖具体宗教的人，甚至也能像庄周一样鲲鹏万里。当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往往会打开另外一扇窗——肉体越是残缺、脆弱灵魂越是强大，因为需要更多的直面与穿越，而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发现意义的过程。同时，因为这个艰难的过程而成为更坚强更绚烂的存在。假如史铁生的肉体是完整的，也许灵魂的感触震动以及穿越会相应地削弱，正如荷尔德林的精神疾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他思想的纯粹性的一种保护[16]。

[1]此文写于2001年10月，曾刊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在此前后，即被收入多种选本并数次引用，迄今，此文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史铁生的重要文献之一。该稿此次推送稿系为足本，即根据作者原稿调整过个别字句，并将传统期刊、书籍刊发时被删除的段落补齐。

[2]许纪霖：《另一种启蒙》，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3]同上，第194页

[4]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9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5]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I），第7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6]史铁生：《自言自语》，第87页，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2年。

[7]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96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8]同上。

[9]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1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7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11]许纪霖：《另一种启蒙》，第19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

[12]尼采：《尼采散文》，第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13]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第80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1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4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5]史铁生：《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北京文学》1994年第11期。

[16]此句根据散板如歌（自由撰稿人刘茜）与作者在村长博客上的交流文字整理而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0bb2010100qjev.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