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激昂

颜炼军

一

《庄子·天道》里，非常悲观地道出人类与书籍之间的尴尬关系：“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的确，面对那些我们完全不相识、没见过面的作者写下的文字，我们是否能读到字里行间的真意？为什么我们都相信，面对精彩的文字，我们已经部分地克服了时空的阻隔，兑现了它们指代的事物？当面对令人着迷的文字细节，我们恍然身临其境，就像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在小说《花园余影》所写的那样，我们沉迷其中的文字里，可能藏着一个酷肖自己的主人公，他富且贵，却正在被别的主人公谋杀。[①]古人说写诗，“要到自得处方是诗”[②]，其实读书之快，亦在自得，作为一个阅读享乐主义者，我经常念想起那些我无意中遇见，却十分精彩的文字。

读荷马史诗至《伊利亚特》第六卷，有一段发生于战场上的小事儿，看似无关紧要，却令人难忘。在两军酣战之际，两位次要的角色，希腊联军一方的狄奥墨得斯，特洛伊一方的格劳科斯，在前线遭遇了。狄奥墨得斯远看格劳科斯勇敢而俊美，一方面担心他是哪位神的化身(已有不少人因误伤了神而遭到惩罚)，一方面亦有英雄相惜之意，于是在动手前，先礼貌地问讯对方家世。在介绍自己家世前，格劳科斯先打了一个动人的比方：“正如树叶的枯荣，人类的世代也如此。/秋风将树叶吹落到地上，春天来临，/林中又会萌发，长出新的绿叶，/人类也是一代出生，一代凋零。”话匣子一打开，便讲起人世代谢，讲起世界和生命的虚无，让两个人之间的拼死战斗变得没有了意义。这么一说，这仗没法打了。还好，狄奥墨得斯在格劳科斯的讲述里，找到了一个不必彼此动手拼杀的理由：他们的上一辈之间，曾经有过交情。于是，两个人交换了兵器，让交战双方的将士知晓他们的特殊关系。[③]在第一遍读完荷马史诗以后很长时间里，我都记得这一细节。这两位次要角色在战场上的自我觉醒，以及他们关于生命虚无、私人友谊大于公共利益的共识，令我长久地迷思。

作为一个业余读者，我尝试读过非常有限的荷马史诗研究论著，虽没看到过对上述细节的评析，却在别的古希腊作品中看到相似的情景。公元前七世纪的斯巴达诗人阿耳喀罗科斯，他曾是一名战士（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以勇猛著称）。他留下的作品非常少，但流传下来的一首小诗，却包含了与荷马史诗中的上述细节相似的精神：“那个萨伊人爱上我的盾，我在林中/不得已抛下它无可厚非，/我总算没落到丧命的下场。那个盾/由它去！我再弄个一样好的。”[④]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对此诗曾有过精彩论析：“坚守自己的盾牌阵中的位置，绝不让盾牌失落，这是公民荣誉的本质。……一位斯巴达母亲曾经叮嘱即将奔赴战场的儿子：要么带着盾牌回家，要么死在盾牌上。”而“我们发现诗人阿耳喀罗科斯向所有人宣布自己在战场上丢弃了盾牌。”宇文所安指出，诗人“通过明确表示自己反对社会及其价值观而发现了自我。”当然，诗人也因为此诗被逐出了斯巴达，就像被逐出理想国一样。[⑤]

显然，笔者虽然非常热爱这些细节，却并不敢胆大妄为地去讨论诗人与社会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不厌其烦地再现上述阅读体验，只是想说明，一个读者与一些作品细节之间的奇妙而充满了私密的关系。也许，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与许多伟大或不够伟大的作品之间的关系，都是因这类有触摸感的细节而建立。我怎么能够在汉语或有限的英语里读懂柏拉图呢？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感到了一种个人意义上的“懂”。在柏拉图所写的《斐多》中，有句特别令人揪心话。有好事者向斐多问起：苏格拉底弥留之际，有哪些人在场？斐多把在场者的名字都说了一遍。当讲到柏拉图是否在场时，他说：“柏拉图嘛，我想他病了。”[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许多次曾尝试站在写作者柏拉图的位置上去琢磨这句话，柏拉图写到自己最崇敬的导师之死时，如何来解释自己的不在场？“我想他病了。”这是一个杰出的写法，不管希腊学家们如何解释这一细节，我都觉得它有一种神秘的美感。从中，似乎可看出柏拉图的纠结和智慧：苏格拉底之死，的确让所有人都“病了”；柏拉图试图相信苏格拉底（他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关于死亡的所有哲学描述，但与此同时，他自己也由于这一死亡的痛击而“病了”。在柏拉图的著作里，我们很难得看到如此透露了他本人情绪的细节。也许，我们应该举一个看起来轻松的例子，更能说明纸上的细节如何迷住我们阅读的痴心——在《堂吉诃德》下部十二章中的这段内容，堪称幽默之最，这是整部书里，我记忆最深刻的情节：

堂吉诃德：“人生的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戏里的角色样样都有。他们活了一辈子，演完这出戏，死神剥掉各种角色的戏装，大家在坟墓里也都是一样的了。”

桑丘：“这个比喻好！可是并不新鲜，我听到过好多次了。这就象一局棋的比喻。下棋的时候，每个棋子有它的用处，下完棋就都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口袋里，好比人活了一辈子，都埋进坟墓一样。”

堂吉诃德：“桑丘，你的心眼儿一天比一天多，识见也越发高明了。”

桑丘：“是啊，因为沾染了您的高明呀！贫薄干枯的土地浇了粪便，翻耕一下，就会丰产。我是说呀，我这副干枯的脑筋是贫薄的土地，您对我讲的话是浇在上面的粪便；我伺候您，和您谈话，就是翻耕这片地。我希望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得到大丰收。”[⑦]

二

许多时候，纸上的精彩细节，与生活的经验或机遇之间，会产生奇特的互动与共鸣。正如我们借偶然机缘，得二三知己好友，有些特别的生活经历，也会让我们更为私人地触及一些文字的肉身或毫末。即使这中间可能充满误会，但我们恰恰由此而进入相关作品的堂奥。

2008年秋天某日，傍晚，北京。那时，地沟油、有毒食物已轮番挑战我们的舌头和胃，但令人心肠滴血的雾霾，还没有像魔鬼军团那样，在我们的肺泡里集结不散。我可爱的老师，已故诗人张枣先生，正津津有味地教我德国式的散步。我们两个男人，那天刚在民族大学西门某家苍蝇馆吃了点儿晚饭，喝了点儿小酒，就开始漫无目的地穿过民大南路边稀疏的树丛，走进一旁的北京舞蹈学院。傍晚六七点光景，风从紫竹院公园徐徐吹来，暮色正薄薄地展开，整个校园开始松弛下来。一路讲了些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有个对话我印象特别深。当我们走近舞蹈学院学生公共浴室门口时，许多男女学生正热气腾腾地从门口走出来，读者可以想出这一景象：无论男女，都有一种特别的、规训而成的苗条和妙曼；年轻的身体洗浴后散发的浓郁的气味，恍恍惚惚地飘到我们鼻子里。张枣突然给我抛来一句话：“颜哥，难道你不觉得，这景象，这气味，振奋了夜晚的秩序吗？”作为一个已经习惯他的各种俏皮话和漂亮话的晚辈，我还是被这句话迷住了，诗人以稀奇的言语，精确地命名了我们此刻所感所见。

很有意思，自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之后的越来越长的岁月里，我每次见到浴室，见到刚刚洗完澡的青年男女，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那次谈话，想起那个莫名其妙地“振奋”了夜晚秩序的氛围。与此同时，在编辑、阅读他作品的过程中，我也看到了一些令人充满联想的细节，让我对盘旋心头的“秩序”有了一点新理解。比如，看到他早期的诗《四个四季·春歌》里写到过的充满了初恋记忆的“微肿的白香皂的脸”，看到他诗里常常写到的樟脑味儿、薄荷味儿、樱桃之远……，我就想起北京舞蹈学院的公共浴室。在《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一诗里，他写到过一个女人隔着帘幕洗浴的景象，也可以与他跟我讲的那一席话相互参照：“下面，城南的路灯吐露香皂气，/生活的她夜半淋浴，双眼闭紧，/窗纱呢喃手影，她洗发如祈祷”。在诗人笔下，路灯、香皂气、窗纱、手影、祈祷……构成一个别样的“秩序”。他也直接写过浴后的少女：“经纬线上温暖的合唱队/少女们浴后的舌头/像魔术师凭空抛掷的玫瑰”（《合唱队》）。我不确定，诗人张枣在舞蹈学院跟我讲的那个“秩序”中，是否包含了他生命中这些，或者更多让他心绪激荡、却不足外道的远事与近事？

悟人顿契，而迷人渐修。我的“秩序”，似乎在慢慢发生变化。冥冥之中的阅读，似乎在安排更合适的文字来回应那次难忘的交谈。2009年上半年，张枣与陈东飚两位先生合译的《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出版了。阳历5月5日那天，我们在民大西门一家湘菜馆碰头，吃午饭。他带给我一本，我一边麻辣酸爽，一边翻阅诗集。显然，我已对“秩序”一词充满了先见和敏感，当看到他译的史蒂文斯《基围斯特的秩序观》（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一诗，我箸中正递往口中的毛氏红烧肉，不由得在空中悬举了片刻。

很幸运，由于此前的“秩序”之缘，我迅速地喜欢上了此诗，并开始寻根究底。在读到这首诗之前，我从来未注意过美国“基围斯特”这一地名。经查阅，才知道这是美国本土最南端一个城市，位于佛罗里达群岛西南端的小珊瑚岛。史蒂文斯出生于美国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所供职的保险公司也在离他出生地不远的康涅狄格州。对诗人来说，写这么一个犄角旮旯的岛屿城市，也许就像他笔下那只著名的田纳西州山野里的坛子一样，多少有一些“边地”或“远方”的色彩？美国文学中的“荒野”形象，无论是惠特曼、霍桑、梭罗，还是福克纳、史蒂文斯、海明威，都有一种特别的“秩序”的魔力。

这首诗最早收在史蒂文斯1936年出版的诗集《秩序的观念》（Ideas of Order）里，诗集名字取自此诗，亦足见作者的特别感情。诗里写了两个人，“我”和罗曼·费南定兹（Ramon Fernandez），在基围斯特海边听一位女歌手的演唱，“我”由此产生的玄思和想象。这个“我”，也许是诗人自己，也许是个虚构或半虚构的“我”；而费南定兹是谁，我们不知道，对理解此诗也不甚要紧。初次读该诗，尤其在读到诗末两节时，我顿觉惊花乱眼飘，诗中的“我”对费南定兹讲的那一番话，与张枣在舞蹈学院给我讲的那句话，何其神似！且看其诗：

罗曼·费南定兹，可否告诉我

这是为何：当歌声结束，我们

回城，那些荧灯，那些

停泊的渔舟的灯火，面对

空中跌落的夜色，竟然

把握了夜，分配了夜？竟然

摆出火树银花，安排，

加深，甚至迷醉了夜？

啊，苍白的罗曼，请看：秩序的激昂！

献给大海之词的缔造者的激昂，

香门之词，隐约被星空烘托，

用更恰切的微妙，更清晰的声响，

诉说着我们，诉说着我们的本源。

“秩序的激昂”，英文原文为rage for order，和张枣给我讲过的“振奋了夜晚的秩序”，真可谓词殊而意同！

我后来才大致得知，我与张枣密集地散步逸游的那段时间，他正在翻译史蒂文斯的诗，记得期间有一次课上，他还拿来一首英文原诗，让我们在课堂上尝试翻译（他后来译为《内心情人的最高独白》）。如何使诗歌摆脱原文的系缚，在汉语的汪洋与迷途中获得准确的赋形？以他写作中一贯的苛刻与机灵，一定历经千百思虑，上下琢磨。回想起来，他似乎把诗中之“我”对费南定兹讲的意思，在我们当时的情景里讲了一遍，可谓老师之随机说法也。更有可能的是，他那几天正好在翻译《基围斯特的秩序观》，正是“文字醒来，拎着裙裾，朝向彼此”（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的时候。

读到这里，读者肯定会嘀咕：这两者真的可比么？你全无对证的猜测，似乎有些过度联想了？冷静下来回顾，我完全相信，我真的想多了；但于我个人而言，这一体验又如此千真万确。那以后几年间，我多次重读此诗，还设法买来企鹅版史蒂文斯英文诗集，对照原文阅读。每有所获而沾沾自喜之时，就想起北京舞蹈学院的公共浴室，门口那些冒着水气和香味的俊男美女，还有张枣神情里最幽默的部分：长沙人讲普通话时有些费力的口型。

三

熟读精思之后，我渐渐看到，此诗与我初见时的形貌完全不同。我也多次自省，我在我们那场对话与这首诗之间产生的联想，可能完全是一场误会？但紧接着，我还是继续为自己辩护：这难道不是正常的吗？一个人初次面对一首诗的激动，正如初恋的激动；当我们细读上十遍八遍，与它的关系也已经成了十年八年的夫妻关系，两者显然不可比。总之，虽然我不断质疑、甚至最后抛弃了最初的激动；但由此契机，我也对这首诗渐渐有了新的体会。

这是一首充满了形而上气质的诗，按史蒂文斯本人的话说，这是一首关于诗的诗。现代人及其世界的诗歌器官长在哪里？现代诗是如何被“分泌”出来的？整首诗都在探讨这一问题。它充满了如下辩论和应答：歌声缘起何处？是缘自歌者自身，还是歌者所处的充满鸣响的大海乃至整个世界？这有点像苏东坡《琴诗》里的所写：“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不过，史蒂文斯以诗的形式来讨论这一问题，在西方诗学语境里，似乎有特别的意味。在该诗的第三节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

这是谁的灵气？既然承认

我们求索的和认定的是灵气，

我们就得再三叩问她歌的缘起。

Whose spirit is this?we said, Because we knew

It was the spirit that we sought and knew

That we should ask this often as she sang.[⑧]

原文中的Spirit一词，与灵感（inspiration）同根。有幽灵、魔、神灵等意思；也有生命之液、精神、真谛等意思，甚至还有鼓励、激励、诱拐的意思。这自然让人联想到柏拉图《伊安篇》里，苏格拉底关于灵感的论述：“每个诗人都各依他的特性，悬在他所特属的诗神上。”[⑨]古希腊诗学里的神的维度，在西方现代诗人这里成了“空缺”，现代诗因此都成为神性“空缺”的反讽之诗。史蒂文斯这首诗，似乎不只是简单地重复此前现代诗中这一常见体态，而是申明了一种现代诗的自信：

正是她的歌声

使天空的消逝变得如此贴切。

她配制出此时此刻的孤独。

她独自缔造了歌的世界。

当她放歌，大海便脱弃自身，变成

她的歌唱本身，因为她是缔造者。而我们

看她孤独地昂首阔步，领悟到

世界从来就是她唱出来的世界，

对她而言，绝非他物。

诗人说，是“她独自缔造了歌的世界”。这就是说，诗歌来源人自身，没有别的来源。世界因为歌者之歌，而变成了歌唱自身，变成的美的一部分。对于一切艺术而言，世界就是艺术所展开的那个世界，而不会有另外的世界。当然，对于一个诗人而言，问题和答案，也许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们如何被幻化为诗句，自在无碍、无所攀缘地作为词语的秩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史蒂文斯最为迷人、也最为尖端的写作追求。

关于这首诗，还有更多值得申说之处。但是，我该打住关于它的唠叨了。说了半天，我想说的是：我对这首诗最后的理解方式，与我进入这首诗的那个机缘，之间既近如肝胆，也远若星际。我想起《爱丽丝仙境奇遇》里的那个小女孩，她只是因为在树下看书走神，去追一只兔子，于是就不小心掉进处处奇迹的仙境。日常世界，或者我们困于其中的日常化的书籍世界，似乎就是让爱丽丝走神、以至瞌睡的那类书，也就是庄子说的“糟粕”。但是，也一定有许多“仙境”在等着我们在追逐小兔子时跌落其中，流连忘返。在那里，文字吐耀，时间的游丝绕成漩涡形，编织着天地事物的清明，直至我们的猛醒，再次顽强地将娑婆世界的尘劳与消逝徐徐展开。

颜炼军：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