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原罪

张光昕

在一篇名为《新诗问答》的访谈中，废名先生发表过一条石破天惊的新诗观。今天的习诗人，约略都能闻悉这一公式：新诗即诗的内容配上散文的文字。旧诗则相反，是用诗的文字来组织散文的内容。废名的前提是，诗跟散文最好分开对待，但往往又分得不彻底。他似乎还怀藏着一个远未实现的漂亮结局：不论新旧，诗终究要放弃散文的呵护，长出自己的翅膀，真正用诗的文字去携手诗的内容。

旧诗艺术已然在古人手里成熟并完成，盖归功于诗的文字赋予旧诗以一眼可辨的格式，但其内容却无法与散文做出别致的区分，最终遗留为一块边界暧昧的文学领土。诗与散文于此广泛杂交，皆大欢喜，悄然滋生了新诗写作中的内容原罪。何为内容原罪？讲起来也不难，那便是徘徊在新诗上空挥之不去的旧诗幽灵。这厮时刻蛊惑清浅可塑的新诗向散文献媚、献身，乃至面目可憎、通体污浊。

归根到底，内容原罪是一种新诗写作的无意识。按废老先生的本意，新诗是文字的解放区，万类霜天竞自由，该放开拳脚去应对内容上更巨大的开放。格式报废了，旧标准失效了，若仍自持为诗，新诗就必须从真资格的内容那里办一张新身份证，然后掷地有声地摔在散文面前，从此车走车路，马走马路。但实际情形往往事与愿违。一百年来，总有看不见的手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新诗的身份证屡遭扣押、涂改、挪用，甚至被迫上缴，锐意进取的新诗人不得不五次三番地东跑西颠、洗心革面，乃至噤声流放。更多的新诗人们，如果还想写点诗的话，或者愿意冒险从诗里捞些好处的话，就不得不背负一点内容原罪，这也是种无意识的选择：白天从事无证驾驶、无照经营，做空手套白狼的买卖；夜里逃进人满为患的防空洞，密谋着办假证、找代孕、给自己颁奖，与隔壁散文大被同眠。

既然内容原罪是一种无意识，那每一个写作者就休想赶走它，只能推心置腹地认识、熟悉和揭示它。新诗既然从起跑线上被胡适们确立为一种尝试精神，除了遍个品尝层出不穷的物与词之外，更要严肃咀嚼一下这枚无意识的硬核，让它为新诗做点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内容原罪中剔除不尽的旧诗情调和散文气味，不可大而化之地与陈世骧归纳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相混淆。如果说后者洋溢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脾性无可避免地将奉旧诗为经典和源头，那十有八九指的是汉语诗歌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比兴和感叹，它们固然是新诗肌体上代代相传的正版基因。

内容原罪之所以不可清剿，正因为它实在是一位深度迷恋比兴和感叹的暴君，并以此作为瞒天过海的隐身衣，收敛和洗刷了自己转基因的马脚和盗版的底色。假作真来真亦假，在新诗麾下灿若群星、泛滥无度的怀旧、乡愁、叹嘘和自谴，以及各种段位的仁山乐水、悲天悯人、格物致知和情景交融，都风姿绰约地填充着暴君无比饥饿的肠胃。同时，这位愚顽的王者也迫切需求长期聘任一位日理万机、能文能武的重臣——修辞原罪——不仅与自己共同分担和伪装这份写作的罪感无意识，更重要的是，这位忠心耿耿、攻城略地的爱卿，誓将钻石般的比兴和感叹研磨成沙尘和雾霾，改造我们的肺与脑，直至粗鄙；驯化我们的眼与心，直至蒙埃。

在废名发表《新诗问答》后的第七十五年，诗的内容和散文的文字依旧在山重水复中相互寻找和辨认着，青年诗人高亮孜孜不倦地从修辞原罪的神经末梢朝中枢方向匍匐前进。这种见习诗歌的谦卑姿态，让比兴和感叹成了屡试不爽的计步器和业绩单，让诗中弥漫的旧诗情调和散文气味成为他日日的面包和酒，也让不可一世的内容原罪在面对作品的家族相似时有了可乘之机。那些本该淋透诗意的句子，开始变得面影摇晃、疑窦丛生：“找个幽静之地独坐”，“脱离身陷良久的尘世”（《腊八，同友人登山》），“草根的命运贯穿一生”（《大寒书》），“对于这纸张而言，我便是它的造物主”（《绝境》）……诗人放弃尝试的意志，一劳永逸地标出别处和远方，连同具有透视感的生活理想，全部被阐释成一个农耕时代的没影点。它无穷吸噬，也紧握强权，浓缩为诗人写作蓝图中的一个无法擦拭的污点。内容原罪就居住在里面，等待按下写作的倒车键。

一首诗在缓慢倒车时，时空和身心都深感错愕，只有从修辞原罪里伸出的双手在雷锋般地忙着指挥。比兴和感叹，在被无意识困扰的诗人手中，逐渐丧失参赞化育、天人合一之德行，各自变异为重复、贫瘠和倒错的移情。为了凸显诗的内容（而不是散文的内容），诗人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增加比喻的频率（在十二行的《一棵树》中连续使用了三个“仿佛”，在十三行的《丝瓜说》中连用了五次比喻），在比喻中设置了自我与对体、原像与镜像的分身，以及被增殖和折叠出的时空，让整首诗映出旧诗的倒影。在原罪污点的逼视下，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失效了，垂直性精准打击化为泡影。围绕那个有待道出的秘密，诗人发现，在这一刻，“一切靠上去的都是易碎品”，同时也认出“我的形单影只”（《江边夜行》）。唯有孤独不可卸载，孤独个体间的所有悲欢哀乐，也变得难于分享。诗歌内容的当务之急，乃是用某个本源意义去填充这一刻的虚无，用某个原初声音来排遣这一刻的绝望：“可以命令一棵青草介入/可以授意一只昆虫盘踞/也可以随时把我的宿疾从体内取出来/比换成看得见的山峰，河流，石头，飞鸟/甚至雷雨，暴雪，烈火——”（《绝境》）当原罪令自我陷入生存的绝境时，我们听到如此多的“仿佛”，犹如听到如此多的呼救。绝境中的比兴被散文化了，也只能被散文化。既然孤独已成为“我”的“宿疾”，只能靠“看得见”的形象来做想象性的外部拯救。唯有陶醉于词语上的替换和转渡，“我”才能维持对完整自我的认同感和对宇宙的平衡感。但“仿佛”的技艺也在不断滥用中被遗弃为一件没有生命的外套。

当比兴异化为移情的困境时，感叹也将采取一种过度的方式来行使诗的使命——“它庇护着或黑或白的籽粒/一如她庇护着她腹中的婴孩”（《丝瓜说》）——罪感即胎儿，以自我加重为代价来完成意义生产，召唤旧诗幽灵：“冬日的夜晚，一盏灯熄灭后/常常会带给人更深刻的清醒/甚至更明亮的视力”（《那时》）；“这些种子……/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上另一些/因过度低调而被人忽略的住户”（《往事》）。由于污点的存在，现实已变得不可描述，必须在现实上增加一个过度的形式，必须辨认出事物本身的强度，才能形成这种朝向自身的移情。一切感叹都退回到词语的自我感叹，变成内容上陈腐的循环（这的确是一件值得感叹的事情）。在高亮许多诗句中，内容的原罪体现为一套迂回的动作，一边是加大、加重、加深某个过程，一边是对这种过度的纠正和补偿：“那时的灯和乡下人一样朴素/从不计较挂上去的线是何材质/拉一下就亮，再拉一下就关”（《那时》）；“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季/我都在盘点，什么作物该播/什么作物该收回……”（《大寒书》）。来来回回，闪转腾挪，这倒很有些尝试的样子了，可那终究不过是原罪诗人妄图擦除污点、自证清白的一刻所做出的犹疑手势和尴尬努力。那只能是一次次昏暗而隆重的自我爱抚，它对应着眼下这个平庸的散文时代，而非新诗所认同和追求的那种实验品格：“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戈麦：《誓言》）。

尽管两种移情方式终究无法消解原罪的危机，但跟绝大多数尚未想清楚新诗到底要干什么的诗人一样，高亮必须写下去，也值得从未来某个方向上谋求原谅和更生。条件是，无论是否意识到写作上的不洁，诗人们都需要找个幽静之地，认真给自己的文字来一次加重和纠正，洗涤身上的旧诗情调和散文气味，重新面对和开采诗的比兴和感叹，以及各种起死回生的良方。既然原罪像无意识一样摆脱不掉，那它至少要像一个写作的警卫，帮助我们在诗中建立内容自省和形式自觉，给予我们界限和法度，以及跟创造有关的醒世恒言。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望变原罪为原乐，让诗的内容邂逅诗的文字，让诗的幽灵回归诗的生命。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大悟，孤独，正是这移情乏术的孤独，早已向诗人派送了更高的原罪。

2019年4月1日，北京

张光昕：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