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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诗社》老照片暨回顾 “我最好的作品常常是无意识的，且超出我理解能力之外的。”——萨姆·阿贝尔
《圆明园诗社：岁月的刀涂着口红歌唱》
本期特约编辑：诗人刑天、诗人老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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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后排左起：佐伊、老贺、刑天、刘国越、沛言。 前排左起：殷龙龙、大仙（王俊）、戴杰、李式衡。2016年，合影于猜火车餐馆。
戴杰回忆：我们是坐在火山口上的一群
采访人老贺 （诗人，当时是好食好色杂志主编） 被采访者戴杰（圆明园诗社社长）
一、圆明园诗社的缘起 
图片说明 左一为年轻时的戴杰，茹础耕供图。 ------------------------------------------- 老贺：圆明园诗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原因做这个诗社？
戴杰：这事得从头说起。我与黑大春很早就认识，在他还没有参与《今天》之前。后来我们在两个刊物，我是《中国人权同盟》，他是《今天》。后来我上大学，在北师大分校，我们学校有一个诗社，我是社长。刘清正是我同学，也是我们文学社的。我就跟刘清正说，咱们要搞一个社会上的文学社，找一些老朋友，咱们别老局限在校园里。这是83年，那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很强。但这时候《今天》已经没有了，《人权同盟》也没有了，也没有什么活动了。我就去找了黑大春，大春又找了李冰，也就是雪迪，萨柏松，萨柏松也写诗，不过大家也都是半玩闹的状态，还有一个弹吉他的马大。马大也不是诗社正式成员，但很多活动都参与了，他是一个不写诗的诗社边缘人物，但每次活动他都弹琴唱歌。然后刘清正又把他们那边的“七星诗社”的唐伯志（唐伯志就是刑天）他们也叫来了。他们当时都是些小玩闹，经常打架，拿着火喷子与人对着喷那种，刘清正会大成拳，所以这帮人都佩服他。但这些孩子喜欢文学，喜欢诗。你知道那时候他们怎么说？“你们知道北京最牛的是什么吗？到六部炕去，你们打架算屁呀，什么动刀子板带的，现在最牛逼的是玩诗！”逗着呢，都到这朝拜来了。那时我跟国越都住六部炕住。
老贺：刘国越什么时候进诗社的？ 戴杰：我跟刘国越是邻居，一墙之隔，从我们家可以看见他们家，我从小在他们家吃饭。那是六部炕十号楼，诗歌的发源地，你可以在那拍张照片。刘国越是我的发小，就被我拉进来了，他那时主要是喜欢心理学什么的，大家主要是一起玩。一开始也没有会员什么的，就是一个大沙龙。
老贺：那什么时候正式有诗社了呢？ 这还得补充一次大活动。就是我们刚毕业，这次大活动才把我们聚在一起，也是圆明园诗社的缘起。在昌平的一个学校里，我们一个同学分配到那个学校，那个同学叫什么忘了。先去了一些小明星，记不住了，儿艺的演员全来了。好像蔡国庆想来没来了。来了很多人。我们把桌子拆了再加树根子一起，把酒往上一洒，一点火，燃烧起来，真他妈浪漫。在昌平学校一大荒院里。马大弹琴唱歌，黑大春玩沙锤朗诵诗歌，大家跳舞、拳击、喝酒，边玩边望火上撒酒。夜晚，夜空，北京晴朗的星空蓝，真他妈好玩。我们去的时候分几拨人，有开车，有骑车。那时候骑车去要两个小时，一说刷就去了。我们弄了一辆卡车，路上看到他们骑车的还招手呢。后来这活动被传得很邪乎，说聚了好多人，跳脱衣舞。这次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凝聚力。好多人就慕名而来了。我们也叫些成名诗人过来，老猴来过，严力来过。由此就决定做诗社。
老贺：哦，其实圆明园诗社一开始是你与黑大春两部分人马组成。诗社活动主要地点在哪？
戴杰：我们探讨问题、聚会在六部炕，朗诵诗歌在圆明园。我与刘国越都在六部炕住，我们俩家都去。 老贺：为什么选择在圆明园呢？ 戴杰：找一个安静的，有废墟感的，凄凉的，说不好什么感觉，但是我们觉得就要往那边去。
老贺：这跟黑大春在圆明园生活有关系吗？ 戴杰：没有关系，一开始没有关系，他是有了诗社、我们朗诵过几次以后才过去住的。
老贺：那什么时候把名字定为圆明园呢？ 戴杰：要做诗社大家已经有共识了。大春推荐雪迪做核心人员，最后是我、刘国越、雪迪三个人做核心人员。大春自己不是核心，他说他不参与行政的事。大家为了一个文学的梦想走到一起去了。然后大家一起想名字，我也想了三个，现在忘了。大春想了一个名字，他没直接跟我说，他让国越跟我说：“我有一个名字叫圆明园。”我一听觉得很好，马上就采纳了。因为我们也常去哪里朗诵，而且圆明园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很吻合，我们就是从废墟上走来的一群人。
老贺：在圆明园朗诵多长时间一次 戴杰：几个月一次，之间还要去六部炕开会，有时也朗诵。一开始办刊物，创刊号。这本书我刚找到，叫《伤口》，我写的创刊词：《坐在火山上的一群》。当时发行量特别大，法国马上就找我们了。一个叫罗内的女学者马上拿到法国翻译成法文。当时罗内拿着那个杂志哆嗦，说太棒了！太棒了！ 
图片说明 《伤口》杂志封面、封底 / 照片提供 樊杰 --------------------------------------------------------------------------------- 老贺：创刊都有谁的作品？ 第一期这些主要人都应该有，大仙没来，没有。我的，大春的，雪迪的，刘清正的，萨柏松的，刑天的。我们也参加别的诗歌活动，慢慢的影响就有了，那时候全国写诗的都关注我们了。好多诗人来了，也有的寄来作品。记得有“莽汉”诗社的诗人，上海孟浪他们。那时我已在戏剧家协会了，很多诗人给我投稿，包括南京“他们”的诗人，好像于坚也投过。
老贺：于坚在这里这发过吗？ 戴杰：这个事没弄成 老贺：圆明园的刊物《伤口》发了几期呢？ 戴杰：没有几期，我们的诗社不是以刊物为主，是以活动为主。我们是不定期的。再说我们也没有那么多作品，也没有资金。其实我还是有商业头脑的，他们还说我戴杰太商业了。其实他们不理解，资金非常关键，这些事不都得要钱吗？后来我们弄一基金，每人拿一百元钱，我好像多拿了一点，弄这刊物。 老贺：第一期刊物是每人一百弄的吗？ 戴杰：第一期刊物是大家出的钱还是我自己的钱我忘了，我找人印出来了 老贺：每人一百元都那些人掏呢？ 戴杰：反正我掏了，国越掏了，刘清正掏了，唐伯志掏了，反正掏了的都有记录呗，这么长时间也记不住了。后来有一次卖刊物挣了点钱，就有人觉得有钱了，雪迪就想借点钱，我说这不能借，这是诗社的钱，还要做刊物，借钱干嘛呀。这样他可能对我有点小意见，这事我很坦荡，我做这事只有我往外出钱。所以必须要有经济头脑，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要做事，就要去组织。 
图片说明： 《伤口》杂志诗作及目录 / 樊杰 提供照片 --------------------------------------------------------------------------------------------- 老贺：那什么时候定您为社长呢？ 戴杰：社长应该是自然形成的，没有选举，大家都叫我社长。有一个说法，我是社长，雪迪是主编。
二、圆明园诗社的活动与诗人
老贺：参加诗社外围的诗人都有谁呀？ 戴杰：芒克常被请来，顾城跟我们这发过几篇作品，应该是创刊之后发的，我去顾城家，顾城跟我说，“今天”已经完了，就看你们了。杨炼也来了，他跟大仙关系不错。
老贺：我听说还有吕德安等诗人也来。 戴杰：啊对，他们是外围的朋友，经常参加活动，还有阿曲强巴。他有时候也发点作品，也朗诵。吕德安有一次从福建寄来一瓶好酒，大春特别激动，给诗社寄酒了！后来不知怎么摔碎了，可逗了。
老贺：还有谁啊，还有什么特有影响的人常来呢？ 戴杰：严力啊，严力那时候常来的，西川啊。（西川来吗？）是这样的，他那时候还没什么名，他给我们发稿，我们也不认得他。有一次，应该是86年，我们与北大五四文学社搞一个诗歌朗诵会，我记得我是评委主席。那是一次很大的诗歌朗诵会，我刚朗诵完诗歌，当时本来没西川朗诵诗歌，他自个儿上去了，我一看，他妈谁啊这是，哈哈哈，那时还不太了解他。看过他寄的稿子，我觉得他是个苗子。有点但丁的味道。 朗诵会完后还有一活动，老木就拿着我们的《伤口》给那些好像是新闻发布会的人朗诵。（老木当时是？）老木就是那本《新诗潮》 的主编。他当时没找到我，没发我的作品，有点歉意，所以就想朗诵一点我的东西的，大家一块聊聊这个事儿。但是唐伯志这人很极端，老木朗诵到一半就给他拽下来了，那意思就是你他妈没资格朗诵，让戴杰朗诵。后来我朗诵了一下，就是我的创刊词《伤口》什么之类的，这个给老木弄得特别下不来台，这次其实不是我的事儿，其实是唐伯志……（玩笑），后来我听说老木参加民主运动，到国外去了还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 前些日子贾咏来找我，贾咏是练大成拳的，现在在澳大利亚也混得挺好的，失踪了二十多年，非要找我聊聊天，改天我给你把他叫来。他也挺逗，也是我们早期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人会点功夫，那时候他从一楼直接就爬上来了，从三楼平台上进门，从来不走我们家正门。有时候我下班回去一看，我们家就跟停尸房似的，哗，一帮子人横七竖八地在那儿躺着。 还有一天，我一进门，怎么西川跑我们家来了，还在那儿等半天……
老贺：海子当时怎么样呢？ 戴杰：海子啊，我对他没什么印象他，他是后来的。我跟他见过一两次面，都在崇文门文化馆，我们那儿开会的时候见的海子，他也不吭声，小孩儿。还有一事特逗，那时好多人开始寻找圆明园诗社，可是他们不认识我们。后来他们说，我们找不着丫的，我们就叫圆明园诗社，让他们找我们，找着我们归顺他们就完了。就跟真假李逵似的。（笑）都是笑话。这是大仙跟我们说的。
老贺：大仙儿是哪年进来圆明园诗社的？ 戴杰：后期后期。至于他具体怎么进来的，现在我真是想不起来了，忘了，肯定是活动，当时我们搞了好多活动，朗诵啊什么的。还有那个叫艾丹的，艾丹他还有一哥哥弟弟叫什么艾未未，艾未未我不认识。艾丹那时候我们也总在一块，一拨一拨的在一块儿。艾丹那时候到我们那儿给我们跳洗澡舞、炒勺舞什么的，挺逗。我们那时候挺有乐，现在回忆回忆挺好玩的。我现在确实想过写一个话剧，就是写“圆明园”的，应该非常有意思，个性非常强的都，那种男女之间的感情……一个是现在没有，一个绝对有看点。一流浪诗人来我们这了，我不知道是怎么认识的，到国越家还是怎么样，往往都是到国越那儿去，完了我们又在一块吃饭，喝酒啊，玩儿啊。他就说我是一流浪诗人，特别浪漫，有时候还徒步走啊什么的，说他在每个城市搞一个女人，这才是流浪，果然他就在北京找了，把人小女孩给弄得五迷三道的，那次他还慢条斯理地跟我们说，她才16岁啊……（笑）反正就是这么一批文化人、文化疯子、诗疯子。我印象很深，当时每天谈现代派，谈思想，谈哲学，殷之光傻逼呵呵的每天都参加，他听不懂啊，还在听。每个人都发言嘛，他就说我也发言，他说我特别希望，三八节的时候，能不能弄一个三八节的诗歌，学雷锋的时候弄个学雷锋的诗歌，那帮人都乐了，给我逗的。但他的记忆力超常，他看一遍，上去就朗诵，一字不差，有这两下子。
老贺：唐伯志就是刑天吧？ 戴杰：唐伯志笔名刑天，脑袋一开圈儿，打架打的。他也是有性格的人物。他跟大仙儿关系好，他们俩老跑到一块儿去，东跑跑西跑跑，我们让他们去搞外联活动，他们俩性格又适合。他现在去哪了？找不到了？得问你了？ 老贺：他后来好像在沈阳……他现在好像写古体诗，在网上有，他好像早就淡出这圈儿了。
戴杰：大仙叫王俊，大仙儿是大春给取的名，说你丫真仙儿，完了就变成大仙了。我们哥几个想给他搞笑一下，说你丫就坐在国越家小屋里，用草纸写东西，哈哈，草纸，你就坐那儿念，完了我们哥几个就在楼下散发情书，就完了。哈哈。 还有一事有点怪我。当时不是全国各地都来稿嘛，大仙说社长，把现在来的这些稿子都给我吧，我来编撰这本书。就是要帮我编个地方来的诗稿。他说主编不主编另外一回事儿。我说你能吗？他那时候好像还不是诗社里的人呢?那时候我可能还有点看不上他的诗，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我给回绝了，但最后我也没弄起来。那时我对大仙印象很深，也特喜欢他。他说我每天一边跑步一边背诗，把所有的古体诗全都背下来。（他现在也背，现在坐公交车现在也背。）哦，那是习惯了，他记忆力好。他说，我有个基础，你看我的诗里有一些词的基础。确实是，这点非常好。
老贺：殷龙龙什么时候进来的？ 戴杰：殷龙龙早，是一开始就进来了。（是国越介绍的？）不是，殷龙龙应该是很早之前我在西城培训讲习班认识的这一个人。他从哪儿来的，他离我们家近，就住鼓楼嘛。刚才我们说的是殷龙龙吧。他比较正常，他的诗有点独特性，国越还是比较喜欢的，我给他的概念叫做“有句无篇”。个别的句子还可以，但整个诗就不行。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个基本评价。但后来我是离开这个圈子，诗刊管我要诗我都不给他们，就跟他们不太交往了。
老贺：龙龙后来又写了很多，获得了很高的成就，还获过奖什么的。在诗歌圈里面很挺多人是认可的。他属于厚积薄发型，到四十岁以后诗兴又出来了，他是一直在坚持…… 戴杰：那挺好的，很好的，真不错。
老贺：我记得当时诗人莫非跟你们也有些联系？ 戴杰：哦对，这事是这样的。莫非与大仙关系特好，他们应该是一起来的。有一次开会我说我应该介绍一下王俊。还有一个女的诗人，我忘记是谁了，我介绍他们进诗社。那时候是雪迪提莫非，我提王俊（大仙），后来就都同意了。莫非进我们诗社了，但可能没参加太多的活动。
老贺：黄贝岭是不是也参加过圆明园的活动？ 戴杰：他最喜欢参加了，肯定来参加。他不是圆明园诗社的人。那时候谁把黄贝岭当回事儿啊，现在他在国外还挺牛逼，参加“民主运动”了，（一参加革命就牛逼了？！）我们的活动也是大家在一起玩。黄贝岭的妹妹啊，要参加我们的诗社啊，然后没同意。她妹妹是北大学信息的，她回回都坐在桌子底下，把腿一盘，我说她跟那干嘛呢，特逗。 那时候大活动非常多。有一次林学院的朗诵，团中央都去了，那屋子满满的，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的。林学院是最高潮，林学院以后，就哗就下降了。（那时候有多少人？上千人？）大礼堂基本满了呀。（是最大一场吗？是最多人的一场吗？）是最大一场。那应该算是。当然后头也有，很多，名声打出去了，什么政法学校啊，北师大啦，北大啦……（全以圆明园诗社名义？）有以圆明园诗社名义的，还有的是请了圆明园诗社的人，我们去了都……林学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次高潮。
三、圆明园诗社的构想与思想分歧 老贺：八十年代的一些诗社，“非非”，“莽汉”，“他们”都有一个明确的理念，而从刘国越写的文章里面也能看出来，圆明园诗社主要以做活动开朗诵会为主。 戴杰：理念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意识走得更前卫，只是没有张扬出去，同时我们的一些思想不能代表整个圆明园诗社，因为圆明园诗社的风格、理念不一样，它不是完整的风格，它没有像“他们”一样在一个理念下创作的。实际上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其实我强调的这个东西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就是说大春、雪迪他们不同意。就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先把圆明园搞下去，坚持下去，我们再去谈这个问题。
老贺：那当时您的理念是什么？ 戴杰：我的理念，我这样给你叙述啊。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啊，就是我们这些诗人们，剃个光头，穿上黑色的衣裳，然后在公园里面朗诵诗歌。我们五六个人，在街头，朗诵诗歌，就一定能够有影响。我应该把我的诗集给你们看看，我在诗歌上是一个比较狂放的人，比较强调人的超人的意识，一种狂野的东西在里头。我，刘清正，刘国越有思想性有哲学意识，尤其是我，我以前在民主运动中接触过这些东西，我想把哲学的东西放在美学上，放在诗歌上，形成流派。因为我觉得当时的环境，人的感情已到了冰点了，冰点之下了。诗歌就是自我开放，自我表达。诗歌要有一定的哲理与政治含义的，其实《今天》的价值也在这里。我强调的是超人哲学，我的思想受尼采的影响比较大。大春是凭感觉进入的，他强调的是技巧，意象、艺术表达啊，这当然也是美学认识了。我其实也内含着很多唯美的东西在里头，但我不希望只是以唯美的东西为准的。这就我的看法。我不喜欢搞那种过分的朦胧诗，最后成为只有自个儿能看懂的诗。其实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相同的，但他们更强调唯美一些。我只是跟刘国越探讨过，刘清正，唐伯志（刑天），他们对我的这个想法不仅是认同，还认为可以做到更大、更棒。因为国越他喜欢看电影，他现在已经在搞剧本创作。国越的兴趣点在于心理学、社会学，虽然他是学理科的，我们那时候谈得很深。
老贺：您实际上就是强调的一种类似于“超人诗歌”的那种，用诗歌来表现一种超人状态？ 戴杰：对，表达在人之上的那种状态，然后呢，强调意象，强调画面感，视觉感，就是你的语言和思想要有视觉感，那种冲撞。我们那时的修养其实已经在很高了，在很大程度上是领先的，因为我和刘清正都是专业学的就是文学。大春他们是感性的，但他热爱诗歌，他从他的那个角度也写过一些很美的诗歌，比如说《东方美妇人》我还是很认可的，但是他诗歌的状态不稳定，我们不去探讨他的作品啊。只是顺带说点事儿。我是一直要有方向性的，国越他知道，我这这个方面我非常自负，但是没有在诗社里完成和表现出来。
老贺：本来你是计划把诗社引领到这个方向上来…… 戴杰：对，要有真正的思想，我们在大学学达达主义、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格式塔心理学，表现主义心理学，破碎的什么什么……我们那时候就是各种理念，各种思想意识全都有啦，而且罗内是萨特的学生，就是我说法国那个女的，她是萨特的直接的学生啊。我们那时候搞“文化大革命”，她们搞“五月革命”。所以她很喜欢我们的东西，说太棒了，太有活力了。当时我们写的，“我们围坐在火山口的一群/ 我们是截住圣人与之打赌的一群/ 我们是燃烧的一群/ 我们是绝不做生活囚徒的一群……” 后来我们在诗歌理念上的分野就走得比较远了，而且我的性格，相对来说比较专断一些。我可能有些是比较强求于大家了。可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当时的思路去走的话，“圆明园”必成大事……所以我就说诗人悲哀。我为什么最后走了，离开这个行业？其实我很伤心的，非常伤心的，那是另一个话题，那是圆明园为什么走上这一步，最后解散。但是它也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也算是一个很久的诗社了。
四，圆明园诗社解散的原因 老贺：那后来怎么圆明园就又散了？因为你一直讲得也零零散散，他们写文章也没写的这么具体，只是一个侧面…… 戴杰：我毫不客气的说，这里头真正能够具有资格回忆的，就四个人，一个是我，我是始作俑者，发起者，刘清正是跟着我走，我给他拉进来的；还有黑大春是一个，还是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因为参加的时候就我们这几拨人吗，刘清正，我，黑大春，大春算他们那拨儿代表。就其实就我们三个，后半期的活动，大仙儿其实也可以，主要联络我们外围的活动，外面的活动他接触的比较多。（刘国越呢？）国越，他也我们的核心，他作为一个回忆者也可以，但更有代表性就是我们三个人。（您，大春，清正，后期还有大仙儿）对，他后期的活动比较多。 在我的印象中到七八所大学做过朗诵会，影响还是很大的。作为一个诗社，能有四年的时间，也是相当难得的。
老贺：基本上82年到86年，差不多吧？ 戴杰：嗯。82年到87年。
老贺：因为那时候《今天》已经结束了，那个时期是不是在北京诗歌圈子里影响最大的就是圆明园诗社啊？ 戴杰：那肯定是啊！我们那时候叫北岛参加活动，他拿着诗就过来了。那时候有很多比北岛还有名的人物，好多大腕儿级人物，袁可嘉，大学术家啊那些，参加我们的活动。我去接人，北岛穿着整整齐齐的衣裳就等在那儿，（跟我说）你看看，这个诗行吗，能朗诵吗？我一看，什么管道啊，下水道啊什么的……我说这哪儿能朗诵啊。我说你就去就行了，朗诵些别的，随便朗诵，爱朗诵什么朗诵什么……
老贺：那为什么后来这事儿就慢慢淡了？它有没有一个明确节点？ 戴杰：还是有，特别明确。 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成熟，但是我的观点是，不管怎么样圆明园诗社是一定要坚持的，我是要坚持的，我说有什么情况咱们都可以谈。然后，国越，还有刘清正，还有大春，我，当时雪迪在不在忘了。就我们几个就我们在艺术上的不同看法或分歧谈了一次。
老贺：就你们几个人，专门谈过一次？ 戴杰：对，在刘国越他们家，我跟刘国越说，如果他们对我个人有什么意见和看法，没有关系，我可以退场，我不出现，你们谈，我可以不当这个社长，都可以。但是咱们的原则是这样，诗社走到这样不容易。然后我就出去了，我到楼下去了，他们谈。
老贺：他们三个人？还是四个？ 戴杰：你问问国越，我忘了。到现在这也是个谜，他们谈什么了，我也没问过国越。
老贺：当时您不是看见这几个人了么？有没有雪迪,您不就是在屋里吗？ 戴杰：我确实忘了，有没有雪迪我确实忘了，然后我就下去了，等到我回来以后，他们提出了散了。然后我特别难过，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国越可能也有他自己的难处，他家里早就被我们折腾得不行了，老在他家里开会，聚。他弟弟就跟他急了。当时我跟他说，是不是国越有什么想法。这是干嘛，朋友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呢？清正也是一直跟着我的，铁杆呀（清正什么意思呢？）就不知道啊，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意思了，那谁知道究竟什么原因呢？反正我当时就没有参加那个会。可能我当时参加了，就不至于这样啦，就一直往下走了。其实当时我的想法是，哪怕我自己牺牲，我可以不当这个社长，你们可以选谁都可以，对不对，但这个要继续下去啊！
老贺：这个是86年？87年？ 戴杰：可能是87年，应该是。现在这个原因我还是不知道，老想找时间和他们谈谈，跟清正和国越说说，我们老是在一块儿聊天，总也没涉及到这个话题。（跟国越呢？）跟国越，跟清正都没涉及到这个话题，什么时候咱们在一块儿将来搞个诗歌朗诵会啊，把“圆明园”这帮人都再叫过来，一晃三十年来，都老了，大家再聊聊这事。
老贺：圆明园的分歧还是观念上的分歧吧？ 戴杰：我也不太清楚这事，所以我就只能检查，自我检查。是不是我太专断一些……
老贺：圆明园诗社的解体，大仙他们几个怎么说？怎么想？ 戴杰：他们在都不在，还有什么说的，他们能说什么啊
老贺：确实比较可惜，那后来，就再没有以这个名义做过任何活动，是吧？ 戴杰：我他妈很生气，很伤心的，不参与这些事儿了，因为这些人，我决定远离诗歌了，我自己搞我自己的文学创作。都是这些人不争气，现在我想找个时间和他们聊一聊，当时要是能继续下去……，什么原因你们要这么做，要是因为我的原因，你们也都说清楚了，是吧，要不我的原因，就继续下去……
老贺：那照您的想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呢？ 戴杰：做好了能在世界上留名。
老贺：它能进入主流吗？也进入不了吧？ 戴杰：能够进入主流，从后来的历史发展上看能够进入主流，首先我就在主流上啊。我们的思想意识也就是在主流上啊。当时美国、法国，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中国诗歌节啊，我无法去啊，那个时候不允许到国外去，也没钱。我们的诗歌都翻译了几国文字嘛，很多国家都直接跟我们联系，那个时候的环境虽然有点恶劣，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咱们搞文艺嘛，搞文学嘛，也不太涉及政治了……
五，圆明园诗社的价值与诗歌成就
老贺：想让您聊聊，可能刚才也聊过啊，就是您能不能再说一下圆明园诗社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什么地方？它存在了四年，在北京。
戴杰：在《今天》之后，在北京，最活跃最具有影响度的，自发的民间诗歌组织。在那个环境里头，有更多前卫的行为与思想，这一批激情饱满的青年诗人，不管是从艺术风格上，艺术形式上，都有所探索。它虽然是以朗诵与活动为主，但我们朗诵的都是我们原创的作品，还应该是一个以创作为主的诗歌社团。它代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更为活跃地表达个性的特点。它虽然没有明确的艺术的主张，但它也是在那个时代是很先进、很有前冲力的。我们可能是时间最长的一个诗社，我们的组织形式稳定，活动稳定。定期就得开会，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们探讨诗歌，朗诵诗歌，探讨文学的前景。我们也出版过刊物。（一两期吧）准备还要出诗集，也尝试形成我们的流派与风格。我们到很多大学做讲座，反响很大，应该是影响了一些人，给不少人留下了记忆…… 老贺：还有一个您得说一下，您的想法啊，圆明园诗社里面诗人的艺术成就怎么样？是不是真有艺术成就？ 戴杰：没有彰显出来。如果要是彰显出来，是能够出几个大诗人的。因为思想啊各方面都具备了，我知道，在当时的环境里头，我们应该是有一定眼光的。如果有意识的往下继续去做，应该可以。我当时比较认可的几个人，刑天（唐伯志）算是一个，大春也行，清正没有把自己的诗歌风格表现出来，他的诗歌也很有潜力。清正的诗歌是娓娓道来，慢慢的，好像有：“小河啊，小水啊，一个小石子，深深地落入水底，为了溅起淡淡的涟漪，深深地沉进了水底。”哈哈，他很逗的。还有周易，（周易是谁呢？是诗社内部的？）是诗社内部的。好多人都不提了，他的诗也写的很好。由于大春的特殊身份，他是跨越《今天》与圆明园两拨的。他的性格也有他的特点，那个时候那个特点就是一个闪光的点，让人觉得有个性。他朗诵诗歌的时候，把自己的眼睛蒙上。可为什么朗诵诗歌的时候蒙眼睛，别人觉得特别酷，其实他的想法是什么呢，操，下面尽他妈是雷子，他们盯着我，我不爱看他们。
老贺：你觉得诗社这几年的朗诵，交流，互动，对诗人的之后的成长有什么作用？ 戴杰：我们互相间影响还是很大的。当然雪迪我们后来交流的比较少。你比如说，不管他承认不承认啊，黑大春他能写出明白诗来了，他原来也是那种朦胧的玩意儿，我印象很深。后来写出来《东方美妇人》什么的，就比较唯美了。但是再后来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好像发表在哪？也很长时间了。我一看，怎么又回去了，那是另外一会事儿了。如果说殷龙龙的诗现在有一定影响，（当然我没接触）应该会变得有句有篇了，相对来说完整了，这是很重要的。 老贺：您58年出生的，圆明园诗社也算是您的一个青春时期是吧。 戴杰：20来岁，25。
老贺：那这几年的圆明园诗社，虽然最后的结果让您很伤心，但这几年的事情，对您今后的发展和影响，乃至对您一生的影响，你能不能聊聊是什么感受？ 戴杰：影响很大。 老贺：聊聊具体感受？因为这个和商业也没什么关系，也不挣钱， 还搭钱对吧…… 戴杰：现在回忆起来吧，对我的创作激情、创作风格应该有比较大的影响。我也逐渐地向现代意识、现代派的方向上走。原来我写的东西前冲力比较强，是比较传统的一些东西。后来慢慢的，我也形成了这种组装式的风格，就是说，强调意象，强调情绪。有很多情绪诗表面上看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是这种情绪贯穿在里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诗歌。我写过在梦中的情绪上的诗，一种潜意识体现在里头。我理解的现代诗，你表面上看似乎看不懂，但你读下来，有一种情绪贯通下来，那是好的作品，能打动人，是诗歌的一种思想革命。 老贺：不光是诗歌吧，还包括这些年的生活，后来的工作，圆明园这段记忆对您有没有一个非常的影响…… 戴杰：现在来讲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比较淡了。我当时有个心态，这个可能咱们后来慢慢才能体会到。觉得诗是我的世界啊，脑子里全是这些东西啊。后来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不是就是一个诗的世界啊。那段时间我就把它淡忘了，发现你的关注点，你的乐趣，你的思维状态，比原来大得多，原来就纯在一个诗的状态里头，感到小。这是我的体会。因为作诗，你的朋友关系都是这些啊，诗歌啊，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全是搁在这里头。后来我打开这个环境以后。我现在看诗歌的状态，我对诗歌有兴趣，你让我记忆起方方面面的事和人，有些淡了，不以为然。我呢，还是有一种诗歌情结，后来在编剧行业发现好多写剧本的都是从诗歌里跳过来的。我说咱们哪天来个编剧诗歌朗诵会怎么样？哎，现在我都达观了，就是玩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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